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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神经病要更有所了解，则所需要的材料也更多；有两种观察是随手可得的。它们都很特别，开头还很令人惊异。我们去年曾做过预备工作，现在来讲必定容易了解了。
（一）我们去治疗病人的症候时，病人将始终对我们作强有力的抗拒，这种情形非常奇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最好不必将此事向病人的亲友谈起，因为他们总以为这是我们的托辞，想用来掩饰治疗上的持久或失败。病人表示这种抗拒，也不承认它是抗拒；我们如果能使他认识这一事实而予以承认，那就是治疗上的一大进步了。你想病人既因症候使自己和亲友如此不安，为了治疗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结果却为病症而拒绝一切的援助。这个话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但事实确系如此，假使你们责备我们不近情理，那么我们只须举一件类似事情就可作出答复；一个人因牙痛往见牙医，当牙医拿起钳子去对付他的腐齿时，他可又设法推脱了。
病人所表示的抗拒方式多而巧妙，往往难以认识；分析家须不断地小心提防。我们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采用的方法，想来你们已因释梦而熟悉了：我们设法使病人处于一种安静的自我观察的境地，不必试想任何事件，然后将内心所觉得的一切如感情、思想、记忆等，依其浮现于心中的先后次序一一报告出来。我们明白警告他，不许对于观念（联想）有所选择或取舍，无论是因为那些观念太“讨厌”或太“无聊”而说不出口，或因为它们太“不重要”，或太“无关系”或太“无意义”而没有诉述的价值。我们要使他只注意浮现在意识表面上的观念，放弃任何方式的抗议；又告诉他治疗的成功，尤其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随他是否力守这个基本的规则而定。由释梦的方法看来，我们知道凡属力加怀疑或否认的联想，常包含着导致发现潜意识的材料。
这个规则建立之后，随着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以它为抗拒的第一目标。病人用种种可能的方法以求逃脱它的束缚。他先说心内一无所有，其后则说想到的太多了，以致无从选择。其次，我们惊诧地觉得他现在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批驳另一观念；这由他谈话时有时间的停顿可以推想而知。最后，他乃宣称自己确实不能诉说自己感到羞惭的事，于是这个情感就使他不再遵守信约了。或者，他想起一件事，但这件事是与他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所以可以不必照规则行事。或者，他刚想到的事，实在太不重要，太无意义，或太荒谬绝伦，以为我决不至于要他报告这种思想。他这样拖延着，忽而用这个方法，忽而用那个方法，他不断地回答要说出一切，结果等于一事未说。
无论那一个病人，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以提防分析者的进攻。有一病人平时非常聪敏，就用这种方式把他一度至为亲切的恋爱隐藏达数星期之久；我说他不应破坏精神分析的规则，他辩白说，这是他的私事。精神分析的治疗法自然不能容许病人有这种庇护权，假使照此办理，那么就等于我们一面设法逮捕罪犯，又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并禁止在市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旁边的广场上抓人。这个罪犯自然只能隐身于这些安全的处所了。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决定允许给某人以这种例外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他的作事能力，而他是一个文官，因受誓约的束缚，不能将某种事件告诉他人。他对结果确实感到满意，但我却感到不满意；从此，我乃决心不再施术于这种条件之下了。
强迫症的病人常因多心或疑虑而易于使我们施术的规则几归无用。焦虑性癔病的病人有时使此规则变成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只引起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使分析无从着手。但是我并不愿意告诉你们这些治疗上的困难。你们只须知道我们由于决心和坚忍，终于能使病人稍稍遵守施术规则；然而他们的抗拒又完全换了一个方向。此时表现为理智的批判了，用逻辑作工具，将一般人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指出的困难和不可靠之点引为己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每一病人口内，听到科学界对我们共同施加的一切批判和抗议。外界批评家对于我们的指摘，没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确是小茶杯里的风浪。然而病人仍然可以理喻；他很喜欢我们去教导他，驳倒他，且指出若干参考书给他，好使他有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分析如不牵涉他在内，他就立即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但是就在这个求知欲中，也可看出他的抗拒；原来他是想借此逃避面前的特殊工作，我们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其抗拒还利用一种特殊的策略，那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分析既顺利进行，不受牵掣，所以病案中的所有问题逐渐明了，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奇怪这些解释为什么没有实际效果而使症候获得相当的改善。结果才发现强迫性神经病的抗拒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使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病人似乎在对自己说下面一类的话：“这都是很有趣的。我很愿意继续受分析。假使它都是真的，当然对我有许多好处。然而我一点都不相信，既不相信，我的病就决不会受影响。”如此既久，终于这一点耐性也没有了，于是又表示出坚决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坏的一种；我们常常能战胜它。然而病人却知道如何在分析本身范围内力加抗拒；所以征服这些抗拒乃是分析法上最艰苦的工作。病人不回忆已往生活中的某种感情和心境，而是将这些感情和心境再行表现出来，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反抗医生和治疗。假使他是一个男人，他便常借助于他和父亲的关系，而使医生权代其父；他力争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或由于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早期的目的就是争取与父亲平等或胜过父亲，或且因不愿再次负感恩图报的责任而反抗。有时我们觉得病人想找分析家的过错，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好心好意的愿望。妇女们为了达到抗拒的目的，便巧于移爱于分析家；当这个爱好达到了某种强度，则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消灭了。随此而来的妒忌以及受到无论如何婉转的拒绝后而发生的怨恨，都不得不破坏她和医生的私人关系，因此，分析乃失去了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对于这种抗拒不应严加谴责。因为这些抗拒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流露方式这样地使人信服，所以分析家的技术若很精巧，就可把这种抗拒直接转为对自己的莫大帮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材料常先作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而有碍于治疗。我们还可以说病人用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自我的性格特性和个人态度。这些性格特性随神经病的状况和要求而呈现出来，我们因此观察到了一些平常不轻易明白出现的材料。你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将这些抗拒的出现视为威胁分析治疗的意外危险。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抗拒是势必出现的；只有当它们不能明确地被唤起而足以使病人明白其为抗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不满。因此，我们知道了克服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疗稍见成效的明证。
除此之外，你们还须注意病人往往利用分析时所有偶然发生之事——如分散注意的事物，或朋辈中他所信仰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摘，或足以增加神经病强度的一切机体失调等——以阻挠分析的进行；甚至于病状每一改善都可引为反抗治疗的动机。由此，你们大概可以知道分析时必须遇见和克服的抗拒究有何种力量和方式了。关于这一点，我所以如此不厌其详，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关于神经病的动力学概念，就是根据于我们所有病人对自己症候的抗拒治疗的经验。布洛伊尔和我原来用催眠术作为实施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完全受治疗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我最初也采用这个方法。我承认那时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时间也较为经济；但其疗效常有反复而不持久；因此，我最后放弃了催眠术。我知道催眠术只要仍被应用，这些病症的动力学就没有了解的可能。因为在催眠时，病人的抗拒是医生观察不到的。催眠打消了抗拒的力量，固然可以开辟一部分地盘供分析的研究，但是，反抗力因此积聚在这部分的界线之上，无法攻破；便与强迫性神经病的怀疑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因此，我可以说只是丢了催眠术之后，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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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4 11: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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