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分析师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他的感情影响着患者,就像患者影响着他一样。正如亨利斯坦克苏立文(Henry Stack Sullivan)所描述的那样,分析师是一个参与着的观察者。因此,他必须让自己在与患者的即时互动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否则,对于是什么感动了患者他就会错过至少是一部分的察觉。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必须观察互动,监控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着什么,努力看清在患者身上发生着什么,并且对这一部分进行分析。听起来有点像是走钢丝,有时候就是这样。分析师必须让他自己被感动,但绝对不能身陷其中。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像用X射线工作一样,需要很小心。
情感有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强烈的情感有可能是压倒一切的。压倒什么呢?压倒判断力、理性和良知。这种疯狂的情形不仅会发生在患者身上,也会不时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的患者与其它人的区别仅在于他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问题,多到他们及他们周围的人都无法舒服地接受。那么当某些可以压倒一切的事情发生时,比较有利的情形是一个人至少可以意识到“我做了什么什么不该做的事”。这样虽然不好,但它是自我不协调的、冲突的,所以有改正的可能性,至少可以修复。更糟的情形是一个人做了可怕的事却感觉很好。糟糕之处在于,它是自我协调的没有冲突的,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分析师不比其它同等智力和教育程度的成年人更健康,也有七情六欲,也操心柴米油盐,我们不能指望他感受不到任何常人会有的情感。我们可以做的以及应该做的,是希望他愿意并且能够通过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来满足他的情感需要。
回到我举的赛车的例子,我们的伦理准则是写在红区的。在进行分析时,你常觉得自己是在绿区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是你会发现——事实上你应该经常会发现——你进了黄区。这可能意味着你发现自己感觉到了一些关于患者的特别的东西,令人兴奋的东西,有好也有坏。你可能会觉得无聊透顶,黔驴技穷,或是热衷于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也可能会在强烈的情感旋涡里挣扎。这些都没关系,事实上这甚至还是好事,因为这是你的反移情在告诉你或许有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个负责任的分析师必须当机立断,对他的绝望、迷恋或是其他任何情感进行分析,而不是把它们付诸行动。
性、爱、金钱、权力和自尊都带着强烈的情感。这些东西把患者带到治疗中,并将在分析素材和移情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样的这些东西对分析师也很重要,而且是反移情的一部分。随着这些素材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的展开,部分表达出来了部分还没有,部分意识到了部分还没有,双方都会被感动——或许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但总归都会被感动。这就是精神分析工作最能有效发生作用的地方,如果它确实能够发生作用。
分析可能会由于患者的内在原因根本无法发生作用,要么是移情太多或太少,要么是缺少接受分析的动机。这个话题很大也很重要,但我今天先不讲它,因为我的关注点是精神分析的伦理,而这完全是分析师的责任,跟患者无关。分析师对这类患者唯一的伦理责任是,一旦他已经认定这些患者不适合接受精神分析,就不要为他们提供精神分析工作,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然后建议他们其它合适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分析师。分析师对患者最重要的伦理责任就是完成患者付钱给他并且通过协议规定他应该做的事:进行精神分析。说到这里你们应该能猜到我要讲什么了。当分析处在黄区,即充满了强烈情感、有可能有重大发现时,分析师的责任是确保不会滑入或掉进红区。反移情在红区就变得有害了。分析会出现妥协,会中毒,或者被其它东西替代。最好的情形是分析师没有在工作,最坏的情形是他已经在有意欺骗患者。
这样的事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每种情况的动力都不一样。格莱恩格巴德(Glen Gabbard)和伊娃莱斯特(Eva Lester)对此有过很多描述[Gabbard & Lester, Gabbard]。有些患者,常常是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和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总想迫使分析师表现得不像在做分析——不那么专业——而且他们很擅长达到目的。有些分析师会爱上被分析者,有时他们是彼此相爱,甚至还会结婚。有些分析师会充当患者生活中的其它角色,比如教练或者咨询师,而且还是收费的。还存在一些“掠夺性”的分析师,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剥削被分析者,不管是在性关系、财务、社会关系还是其它方面。这些违反边界的行为常常微妙地发生,迈出一小步或者说出一个字,但是这一步是迈下一个光滑的斜坡,下去了就再也上不来。遗憾的是,那些高级的有影响的分析师似乎不仅没有跟这些事不相干,反而比他们的同事更容易犯这样的错,很显然他们是觉得一般的规矩不适用于他们,他们可以自行其事。所以我们看到,就像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分析师当中,权力也会导致腐败。东窗事发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分析师违反伦理的行为极其明目张胆,但他们却极少表现出任何反省或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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