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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种症状可以用交谈法治疗，这个交谈疗法要在催眠状态下实施；并且，要使之有效，需采用大声说出症状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说，安娜在治疗中重新体验了以往的创伤性事件和相应的情感过程，症状由此而得以缓解。安娜自己称这种方法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或“扫烟囱（chimney-sweeping）”。显然，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后开始对他的病人实施催眠时所用的“催眠渲泻”法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其症状和治疗过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只是学术上的分岐，但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尔在叙述安娜的病史时，说她在性方面的发育极不成熟。
而弗洛伊德则认为： 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得到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它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对他的症状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尔之所以在病史中对安娜的性发育如此强调，似乎与他要回避治疗中的某种尴尬、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有关。布洛伊尔后来是反对精神分析的很多说法的。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对治疗师来说并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几次对治疗室设置的讨论都涉及到治疗师在这方面的问题。现代精神分析培训强调反移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让治疗师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说，弗洛伊德当时就已经萌发了这样的观点：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难真正理解咨客的移情。
弗洛伊德接着说： 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是，他好象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放弃了一切进一步的研究。他从未为此而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谓治疗关系背后有性的动机，纯粹是精神分析的论调，是否成立还有争议。但迹象还是有一些的。据《癔症研究》的编者说，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传》中曾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论著中也提到过所谓“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欧文·斯通在《心灵的激情》中颇具文学色彩的描绘，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腹痛症状，布洛伊尔及时赶去，却发现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了。他问安娜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安娜却说：“我快要生布洛伊尔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尔家里听说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还在反复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尔所说，她的病没有一丁点儿性的因素，那么，她在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幻觉症状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马上要生出她的医生的孩子这个念头呢？她怎么又会认不出布洛伊尔医生呢？是不是因为她如果认出了他，就不可能象对一个陌生人似地对他说：“我快要生布洛伊尔大夫的孩子了？”当她捧着自己如同没发酵的面包一样平坦的肚子时，她又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奇想呢？
斯通真是这位精神分析创始人的知音，他要是干精神分析这一行，肯定是个天才。弗洛伊德认为，布洛伊尔之所以放弃了对安娜的治疗，原因就在于安娜强烈的正性移情，换句话说就是他无法处理自己的反移情。这又是精神分析自圆其说的一个例证，因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来，布洛伊尔主要关心的是以心理治疗缓解某些症状，而安娜随后严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药已成为主要的难题，这是心理治疗无法治愈的。当然，可以循着精神分析的思路来对布洛伊尔提问：
——你为什么到后来就只关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药问题？
——你这是什么防御机制？
——你如此这般包含什么潜意识冲突？
但一直这样追问下去，就有可能动摇精神分析的治疗假说的根基。从治疗上讲，安娜是一个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传统的催眠治疗，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后有意使用的“催眠渲泻”疗法，但在她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例如她与布洛伊尔之间的治疗关系、她自己所称的“谈话疗法”等，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位天份极高、聪颖而又敏锐的女子无疑在弗洛伊德创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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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公网安备31010702001259号 )
发表于 2014-6-4 1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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