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暴戾案件以后可能还会增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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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玫瑾：暴戾案件以后可能还会增多(二)

      经济观察报：如果对情结犯罪的群体进行一个量化分析，比如他们的年龄、行为方式，生活经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特征？
李玫瑾：一般这种人往往有亲情缺失，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言语表达、与人沟通有障碍；第三，攻击行为一般发生在25岁以后。
小时候亲情缺失导致青少年阶段的同性别发展障碍，没有朋友，进而在成年后和异性交往上更加困难。这种感情上的困境还会影响其在工作上的表现，如果这两个都有挫折，那这个人活着就觉得没什么劲。
另外从农村到城市的孩子比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孩子更容易产生情结型心理。现在好多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关爱，父母把孩子放在山里自己出来打工，他在山里很安全，他面对的就是自然，学校老师也只是教知识，有一天父母把他领到城里来了，他觉得这个地方好也想在这里生活，可是他很多东西都不会，两个社会的巨大落差往往导致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他的挫折感会增大，在缺少相应资源又很无助的情况下，有时候会出现违法犯罪行为，一而再再而三，长期的积累很容易形成情结型犯罪心理，甚至直接向陌生人发起攻击。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他们在遇到挫折后，会选择向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发起攻击，而不是 “冤有头，债有主”？
李玫瑾：具有情结型犯罪心理的人不仅有性格缺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都是比较怂，他一遇反抗就会停下来了。最近媒体报道的安阳公交杀人案就也体现了这一点，凶手看到有人反抗，有点害怕就掉头回去了。
所以捅孩子的一般都是在女人面前没有勇气的，欺负女性的是在男人面前不敢发威的。最可恨的就是那种性格有缺陷的，又自恋又怂，吃不得苦受不得挫折，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这种人一定会疯，他面向的肯定是比他还弱的人。
经济观察报：从公共场合的伤害案发生演化来看，之前是集中在校园，现在是公交车，这中间有什么演化关系，下一个会是哪里？
李玫瑾：地铁。地铁是非常高危的一个场所，不过幸亏中国的地铁有严格的安检，这个要感谢北京市公安局在奥运期间的创新，地铁的安检应该更加严格一些。
原来学校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所以学校是高发场所；现在公交车没有专业的安全防护，所以公交车成了高发场所，包括一些超市等公共场合。
把法律和心理咨询纳入公共服务
经济观察报：面对这些日渐增多的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恶性案件，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应该有哪些预防措施？
李玫瑾：首先要让司法渠道畅通，让司法真正接近群众、为民服务。通过完善、通畅的司法程序让个人的情绪有一个宣泄口。我们应该在每个地区都成立一个比较便宜的法律服务中心。虽然现在也有司法救助中心，也会救济，但它不是以公共服务的方式出现。
法律服务中心应该像商店一样，就在老百姓身边，很容易找到。当公众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让大家去咨询：可不可以起诉、应该向谁申诉。这样的法律服务中心比信访局有用得多，要把这作为一项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化解。
其次是司法程序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司法不信任，那就应该进一步增加法庭的透明度，也可以通过搞巡回法庭制度，通过异地法官审案来减少当地干扰。
作为公众，遇到这些突发恶性案件，也要有一定的防范意识。比如，我们出门都会带包，遇到这样的行为可以拿包顶着手，拿包与他周旋至少能减轻直接的人体伤害。第二就是抓紧手里硬件的东西直接捅向他，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有椅子直接端起来冲向他。还有在公共场合要有警觉，发现哪里不对要学会找就近场合躲闪，迅速报警。
经济观察报：你在前面也提到，像滥杀、泛杀类的情结型犯罪，不光是犯罪问题，还和人的情绪、人心有关，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


      李玫瑾：社会戾气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个人的性格缺陷，另一个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但从个人角度，可以通过加强性格教育来减少事件的发生。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孩子六岁之前的性格培养极不重视，我们只重视智力教育而忽略性格教育，所以你看到中国很多人可以到很高的位置上，但他的性格仍有很多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从小的性格培养是一方面，对于成年人呢？他们的性格已经成型。
李玫瑾：我的建议是提供公共的心理咨询，按照人口比例，在街道、小区设立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两个服务点，要作为公共服务一部分，就跟医院一样，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台，应该可以缓解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