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克莱因提到,上述这种投射和内投的互动能够加强孩子的自我及其整合性。(Klein, 1952a).但是,她也提出,对好的冲动的投射也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在焦虑提高的情况下,孩子有可能更加理想化好客体,所以他可以:第一,通过依赖外在的理想化客体而逃避焦虑;2通过求助于内在的好客体作为逃避迫害性客体的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理想化的客体之所以被爱和崇拜是因为它提供了自体的好的部分。所以这时候的客体关系有很大的成分是自恋的。克莱因这时候强调的是孩子一开始是内投了乳房,然后孩子对客体的印象受到了他自己在投射和内投射作用下的幻想的歪曲,她这么说:“内在和外在的好乳房变成了所有有帮助的和悦人的客体的原型,而坏乳房变成了所有内在和外在的迫害性客体的原型。所有进入婴儿的被满足的感觉的因素……都被归结为好乳房。相反,每一次的挫折感和不适感都被归结到坏(迫害性的)乳房。(Klein,1952b, p. 63)
1957年,克莱因对好客体和病理性的理想化客体进行了区分——在好客体占优势的时候,自我的分裂能够得到整合,并认同客体,憎恨能够得到减轻,抑郁态能够得到修通。而病理性理想化客体的基础是病理性分裂,这种分裂不是把好客体和坏客体分开,而是分裂为理想化的客体和极坏的摧毁性客体,克莱因认为,“和好客体的完全认同伴随着感觉到自体占有它自己的好的方面的感觉。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过多的投射性认同——通过它自体分裂的部分投射进入客体——导致了自体和客体的强烈的混乱感,这达到了支撑自体的作用。与此过程密切相关的是自我的弱化和客体关系的严重的紊乱。”(Kelin1957, p. 192)
到了1959年,克莱因开始扩展投射性认同的范围,把它变成具有普遍性的一个东西。她写道:“因此,内在的世界建立起来,它部分地反映了外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内投和投射的双重过程对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间的互动作出了贡献。这种互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持续存在。内投和投射以同样的方式持续整个生命周期,而且在成熟的过程中被改进,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失去它们在个体和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是在成人中,对现实的判断也从来没有脱离其内心世界的影响”(Klein,1959, p. 250)。到此为止,其实克莱因已经为后来者进一步拓展投射性认同的定义铺平了道路。
也是在1959年这篇文章《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中,克莱因阐明了投射和认同之间的关系——“通过把一个人的(全部)或部分的冲动或者感受投射到另一个人那里,就达到了和那个人的认同,虽然这和起源于内投的认同不同。因为如果一个客体被纳入自体中(内投),重点在于获得这个客体的某些特质并且被它们影响。另一方面,在把某人的自体放到其他人的过程中(投射),认同的基础是把某人自己的特质归结给他人。投射会有很多反响。……通过把我们的感受归结给他人,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感受、需要和满足……有些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完全在别人中丧失了自己,而不能够作客观判断。与此同时,过度的内投威胁到了自我的强度因为它完全被内投的客体所占据。如果投射主要是敌意的,那么真正的对别人的理解和共情就受到损害。因此,投射的性质对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很大影响。
如果内投和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充满敌意或者过度依赖的,而且是很好平衡的,内心世界就得到丰富并且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得到了改善。”(Klein,1959, pp. 252-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