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坏人，只有没被好好爱过的人（一）

wanwan412

              怨恨政治的根源

　　　　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歧异，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派对抗（尤其以美国為然），是由两种回应儿时爱之创伤的方式演变出来，孩子在家庭中若没被好好地爱，他对付无助、痛苦、无力的方法就是一种称為「向侵略者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的心理防卫机转，这牵涉到认同爱惩罚的强势父母（通常是父亲） ：「如果我像他一样，就更安全了。」这样一来，孩子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发现到一点点权力。这是成為极右派的心理过程。

　　　　因此，右派倡议法治、国家安全、用重典、拥有枪枝、有钱有势之菁英的特权，以及爱国主义（patriotism由拉丁字根pater来，即父亲）。这种性格结构既由漠视伤口而来，右派人士通常都不同情被践踏的人，经常妖魔化他们，称他们為「骗领社会福利者」、失败者、格格不入者。对他们而言，美国和工业化文明為成人世界，第三世界和未开发国家则被视為不负责任的孩子，必须严加管教，告诉他们该做什麼，这种态度形成极权倾向，如殖民主义，帝国建立、镇压受人拥戴的异议份子等。

　　　　右派人士需要显出强大果决的形象，看不出一点柔弱无助的跡象，因此工人群眾经常投票给强硬的右派领袖，其实这些领袖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是相左的，但因维持对强大领袖（如父母）的认同比守望他们的利益（如孩子）更重要，这样他们可避免面对自己的伤口和恐惧，而感觉安全，同时，他们害怕豆腐心肠的自由派总是同情负伤、受压迫的人们。即便自由派可能改善他们的经济安全感，但要说到投票给自由派，还是会动摇他们整个情绪安全感的认同。

　　　　反之，左派人士通常认同受害的孩子这一方，孩子在不公平、不敏感、压制的父母脚下讨日子，因為他们承认并感觉到伤口的痛楚，自然被慈悲和社会公义的观点吸引，因此左派倡议劳工权益、社会安全网路来照顾贫穷和被践踏的人，以及更公平、更人性的对外政策。（笔者的观点和乔治．雷考夫（George Lakoff）的「右派严厉父母vs.左派无微不至父母」的模型不谋而合，但笔者强调的是：由於对爱的创伤的不同策略而產生这两极的心理角度）。

　　　　然而，大部分左派太认同受害者，以致他们无法信任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这引起一种奇怪的情形，激进人士常搬砖头砸自己脚，阻碍任何抓住权力疆绳的可能──举例来说，他们拒绝修正他们非常理想性的原则，以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来取得执政权；他们用自恋的方式建立秩序，让一般大眾看不惯而反对他们；或者投票给根本不可能胜出的第三党，因此保证右派会赢得选举，造势集会的口号变成：「你们错待我们，我们不跟你们玩了。」

　　　　因此左右派代表对同一创伤──没感觉被爱、被尊重、受照顾──的相反处理方式。他们之所以彼此相互对立、缺乏对话，是由於他们显示出对彼此的重大威胁。右派代表专权、爱惩罚的父母，吓坏了左派，左派一直得警戒著不让可怕的法西斯、侵犯人权的警察国家出现；左派的宽鬆随意也吓坏了右派，右派得时时提防道德原则的腐蚀、爱国主义的闕如、对犯罪的手软──都会动摇他们的强势父母立场，失去安全感。

　　　　邪恶的背后

　　　　是什么驱策人们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为什么有人肯花这短暂、宝贵的一生追求建立帝国或君临世界的妄想？控制他人的权力是想证明我是有影响力的人、强迫他人仰望他：“老子早晚会叫你尊敬我，折磨你或杀掉你在所不惜！”如果我证明给你看我真是有影响力的人----一个领袖、独裁者、征服世界的人、有钱大亨-----那就得尊敬我，也许我就心满意足了。但如果我感到被爱拥抱着，我并不需要站得比别人高。

　　这世界所有邪恶的背后，潜藏着负伤、失去爱的联结的内心痛苦，我们行为不良是因为我们内心痛苦，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的本性一开始是开放而温柔的，所以世界上所有丑陋都额可以追溯至我们背离了坦诚美丽的内心。

　　　　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世界上的罪恶不过是普世创伤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理解法国灵性导师亚诺•狄士甲丁的一句话：“世上没有坏人（包括斯大林和希特勒），只有没被好好爱过的人。这样邪恶的根源就露出来了：世上没有坏人，只有不被爱的人。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本拉登有过被爱和值得为人所爱的经验，他们怎么有理由去杀戮？当你感觉到爱在体内流动时，你只想去礼赞它、滋养它，而不是摧毁它。

　　当然，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类的独裁者并不知道是什么在驱策他们，因为他们讲创伤的痛苦埋藏在层层怨气、铁石心肠和自我膨胀之下，难怪必须经过许多年的心理治疗才能看到那瘀伤处处、没有好好被爱的生命也需要温柔的、爱的关怀。“如果斯大林被真正爱过，他不可能杀害两千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