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的成熟理论

sasha

       从《精神分析新法》一书开始，霍妮将神经症的中心特征看作因环境中压抑的力量而产生的对“自然本我”的扭曲。治疗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重获自发性，并找到自己的重心。霍妮在一篇名为《你能固守立场吗?》(1939)的论文中提出“真实的自我”这一术语，后于《自我分析》(1942)中再次提到，并首次采用“自我实现”的说法。《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开篇，霍妮即对健康的人格发展与神经症的发展进行比较区分，前者能意识到他们的潜能，后者人们则与真实的自我疏离。该书副标题为“实现自我的奋斗”，她的真实自我概念既是对健康心理也是对神经症认识的基础。

　　真实的自我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它是整套“内在的潜能”--包括气质、才智、能力、禀赋等--这些都是我们基因组合的一部分，而且需要有利的环境来培养发展。它不是学习的产物，因为没人能被教作自我;但它亦非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它是在能够提供多种发展途径的外部世界中通过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我。尽管如此，婴幼期的某些特定条件是每个人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能使儿童表达自己思想与情感的“温暖氛围”，对儿童各种需要的善意满足，以及与周围其他人“愿望和意志的正常摩擦”皆属此类。

　　当父母由于神经症不能爱孩子，甚至不将他视作“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时，孩子会产生基本焦虑，阻碍他“自发地以真实情感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迫使他寻找方法应对”。这时孩子的感情和行为已不纯粹是自我的表达，而被防卫策略左右。

　　霍妮的成熟理论描述了这些防卫策略，将它们归总入精密的分类。《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她致力于人际关系策略及导致其产生的矛盾根源;而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对心理防卫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解说，并把它与人际关系策略结合--虽然结合得不甚完美。

　　霍妮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向“只重心理或人际关系因素两者之一”的做法提出警告，认为神经症可被理解成为“只是一个过程，此过程中人际关系矛盾导致特定的心理完形，后者反过来又依赖于并修正旧有的人际关系模式”。与此同时，她又漠视自己的警告，过分强调心理因素。这就给读者出了难题。因为人际关系矛盾导致心理完形，所以最为逻辑地展示她理论的方法应从人际关系开始。《我们的内心冲突》中她是这样做的。可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急于表述最新的观点，首先讨论了心理策略，有时甚至将人际关系的解决追溯至心理原因，以致造成一些观念的混淆。 这里我将她最后两本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澄清混淆，使《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更易理解。

　　为了克服导致产生基本焦虑的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和不受重视感，人们可能采取顺从或自我谦避的方法迎合他人，可能以攻击或自负的方式对抗他人，也可能变得超脱、与世无争，远离人群。霍妮在《我们的内心冲突》里采用前一组说法(顺从的、攻击的、超脱的)，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则采用后一组说法(自我谦避的、自负的、与世无争的)，其实这些倾向通常都交替发生。健康人能在三种取向里灵活变通地转移，但对自我疏离的人，转移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分的。每种解决方法都包含有行为方式、个性特质的萃集，正义观及有关人性、人类价值和人类状况的整套信念，同时还包含与命运的一笔交易，依从该种方法被认为可获回报。

　　在不同的防卫转移中，涉及基本焦虑的某一因素被夸大了：如顺从方法中的无助，攻击方法中的敌意，超脱方法中的孤立。由于产生基本焦虑的状况必然会滋生以上所有三种情感，个人就必须同时作出三种防卫转移;又由于这些转移涉及各不相同的性格构成和价值体系，他们就会被内心冲突所折磨。为获得某种完整感，他们会强调某一类转移强于其他，成为主导性格或自我谦避，或自负，或超脱的人。性格和环境因素在他们各自情形中的特有结合则决定他们强调哪种转移。

　　其余的倾向依然继续存在，它们潜意识地在伪装下以迂回的方式得到表现。不同转移间的矛盾虽无法解决，但可以简单地转入地下。当被湮没的倾向由于某种原因渐进表面，个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内心骚动甚至瘫痪，根本无法作出任何一种转移。在某种强大影响的推动下或由于主导解决方法的戏剧性失败，他们可能会采用原先被压制的另一种防卫策略。他们把这一过程体会为转换或教育，其实它只是一种防卫对另一种的替代。

　　顺从趋向为主导的人试图通过获得爱与赞许，通过使他人需要自己，以此控制他人的方法，去克服基本焦虑。他们表现“善良、有爱心、谦恭、柔弱”以使别人伴随自己。由于他们有让步的需要，有安全表达攻击倾向的需要，因而常常会被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吸引，通过自负的人替代地实现对生活的主宰。这种关系会发展成“病态依赖”，一旦顺从的一方开始感到他们牺牲自己作出的让步并未得到回报，就将产生危机。

　　顺从型人价值观基于“善良、同情、爱心、慷慨、无私、谦卑的导向，憎恶自负、野心、冷酷、无道德原则、主宰欲”。因为任何期望，任何奋斗，任何试图得到更多回报的做法对他们都如同“向命运提出危险轻率的挑战”，他们被严重地压制于孤行专断与自我保护行为之下。他们笃信基督教的价值观，但却是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下，因为这种价值观是他们的防卫系统必需的。他们一定信奉若有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伸给他;他们必然以为在这世界上苍自有安排，美德将受回报。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他们做平和、有爱心、回避骄傲、不求荣誉的人，就会被命运和他人善待。如果交易不成，他们或会对上帝的公正绝望，得出结论自己是有罪的一方，或求助于另一种公正信仰，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他们不仅要相信世俗的公平原则，而且要相信人性之善，也恰是这一点，会令他们容易失望。

　　霍妮说，顺从型人“有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制”。感受或实施这类倾向与他们的行善愿望会发生强烈的冲撞，危害他们获得爱、公正、保护和赞许的整套策略，因而只能被压制下来。顺从策略往往会增大他们的敌意，因为“谦恭和‘善良’引来他人粗暴的对待”，“对别人的依赖导致异常的脆弱”。但他们内心的愤怒威胁到自我形象、生活哲学、他们与命运的交易，他们必须压制、掩饰、调整他们的愤怒，避免产生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敌意。

　　自负倾向占主导的人与自我谦避型人有着完全相反的目标、品性和价值观。最吸引他们的不是爱，却是主宰。他们憎恨无助，因痛苦而感羞耻，需要成功、声望与认知。如前所述，《我们的内心冲突》中的顺从、攻击和超脱方法到《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演变为自我谦避、自负和与世无争。霍妮将自负的方法分为区别显著的三类--自恋的、完美主义的、傲慢报复的。因此现在就有了五种主导解决方法。《我们的内心冲突》未论及自恋和完美主义，该书所讲的攻击性方法即《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的傲慢-报复方法。

　　自恋的人试图藉“自我崇拜、魅力的训练”来驾御生活。他们通常是受到宠爱的孩子，天赋高于常人，成长过程中感到世界就像充满爱心的母亲，自己则是命运的宠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有信心，以为自己战无不胜。事实上，他们可能不停地谈论自己的功绩和杰出品质，不断地需要用别人的爱慕和忠诚来确认他们对自我的评估。这正暴露了他们的不稳定感。他们的交易是，假如他们能固守自己的梦和夸大了的自我估价，生活将赐给他们一切所需。若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就会经受心理崩溃，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

　　完美主义者有非常高的道德和智力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藐视别人。他们为自己的操行端正深感自豪，生活中追求“完美无瑕”。由于遵守他们的这种标准十分困难，他们常常将懂得道德价值观与做个好人混为一谈。一方面他们以此方法欺骗自己，另一方面却坚持要求别人遵守这种标准，并因别人做不到而鄙视他们，从而将自己的自我谴责外表化。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使他们对极少数通过选择的人充满崇敬，而以苛刻的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类中绝大多数。完美主义者有笔原则至上的交易，公平、正直、尽职使他们有资格要求获得“别人及生活同样公平的对待。这种对生活中正义的绝对信赖给他以主宰感”。他们通过高标准来控制命运。厄运或他们自己的错误会危及到这一交易，他们甚至可能被无助感或自我憎恨感摧毁。

　　傲慢报复型人的主要动机是他们需要报复性的胜利。自恋的人早期获得赞赏，完美主义者成长于苛严标准的压力之下，傲慢报复型人却在童年时代受到粗暴对待，有对所受伤害进行报复的需要。他们感到，“世界恰如角斗场，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说，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他们显得富竞争心，冷酷无情、愤世嫉俗。他们不相信任何人，避免感情纠葛，伺机利用别人以加强自己的主宰感。他们认为自我谦避的人是傻子，可尽管满怀轻视，又常常被自我谦避型人的温顺、听话所吸引。

　　正如顺从型人为使他们的解决方式起作用必须压制敌意冲动，对傲慢报复型人而言，“任何同情心，善良的责任，或依从的态度都会与他们建立的整个生活构架不相协调，并动摇其基础。”他们要想变得坚韧，以为所有感情的流露都是软弱的表示。它们害怕自己出现顺从倾向，因为这会使他们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变得脆弱，会使他们自我憎恨，还会威胁他们与自己的交易。他们从不指望上天的恩赐，坚信只要固守生活是场战斗的观念并不让自己受到传统道德观和自身软弱情感的影响，这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他们的自负解决方法突然失败，谦恭倾向立即趋于抬头。

　　超脱倾向占主导的人既不追逐爱慕，也不渴求主宰，他们向往自由、和平、自给自足。他们不屑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对努力有深刻的反感。他们极需优越感，通常轻视别人，但他们其实是在想象中而非现实中完成自己的抱负。他们为应付满是凶兆的世界，只得远离它的势力范围，并将别人拒于自己内心生活的门外。为避免被环境左右，他们试图克制内心的渴望，要求甚少。他们听命于现状，通常不会抱怨生活。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不向别人索取，别人就不会来打扰他们;如果不作尝试，就不会失败;如果对生活一无所求，就不会失望。”

　　超脱型人逃避自己一如逃避他人，他们压抑或否认自己的感情或内心冲突来达到这一目的。对现实生活的放弃使他们能以“旁观者”的态度成为别人和自己内心历程的最佳观察者。他们的洞察力与情感分离。他们以“客观的兴趣”看待自己，就像观看一件艺术作品。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霍妮描述了导致每种解决方式的典型童年经历。但大多数儿童的经历是混合体，因而衍生出混合的防卫。防卫之间的矛盾引起波动、反复与自我憎恨。霍氏理论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允许我们通过把互为矛盾的态度、行为、信念视作内心冲突构架的一部分来理解它们。当考虑霍妮的防卫分类时，须牢记她描述的是动态的情景，各种解决方式综合、冲撞、变强或变弱、需要保护、滋生恶性循环，一旦它们失败，就被别外的方式所替代。

　　当人际关系困难造成迎合、对抗和疏离别人的倾向时，这些转移之间的矛盾及与之相伴的心理问题就会带来它们自己的防卫策略。为补偿软弱感、无价值感和缺陷感，我们借想象的翅膀创造出“理想化的形象”，认为自己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无限的力量。

　　由于理想化形象的塑成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主导防御及其所推崇的品性的影响，我们必须联系人际关系策略才能理解它形成的过程。自我谦恭型人的理想化形象是“讨人喜欢，品质的综合体，如无私、善良、慷慨、谦恭、圣洁、高尚、同情”。它也美化“孤弱无助、忍受痛苦、遭遇折磨”，以及对艺术、大自然和其他人的深厚情感。傲慢报复型人视自己为不会被任何情况摧垮的主宰者。他们比别人更机敏、更坚强、更现实，因而可以胜过别人。他们对自己的警惕性、预见力和计划性引为为豪，觉得无人能够伤害他们。自恋的人是“救世主、命运的支配者、先知、伟大的施予者、人类的造福者”。自恋者认为他们拥有无穷精力，不用努力就有能力达到永无止境的成功。完美主义者把自己看成品行端正的楷模，以为在处理生活的方式上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境界。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表现出色，永远判断正确，在人际关系中一直公正、尽职。超脱和与世无争型人的理想化形象是“自给自足，不依赖、不受外界影响的安宁，不为欲望和激情所困”，对残酷命运的枪林弹雨坦然处之。他们渴望不受约束，不为压力所扰。每种解决方法中，理想化的形象或多或少都来自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模式，或者受到历史事件、个人经历的影响。

　　理想化的形象最终并未让我们轻松，反而导致自我憎恨和额外的内心冲突。虽然我们赋予自己的品质是由主导人际关系确定的，被压制的解决方式仍然有所流露;又由于每种解决方式崇尚的品质不同，我们努力去实现的理想化形象就必有自相矛盾之处。再者，由于唯有当我们是理想化的形象时才感到自己活得有价值，任何有所不足之处均被认为毫无价值，因此就会形成“被鄙视的形象”--它正是自我轻视的焦点所在。霍妮称，“相当多人一会儿有傲慢的无所不能感，一会儿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小小一粒尘埃。”理想化的形象在主导人际策略中被塑造出来，被鄙视的形象则反映出被强行压制的策略。当我们确信自己就是想象出来的那个或完美或糟糕的人时，理想化的形象演化出理想化的自我，被鄙视的形象衍生出被鄙视的自我。

　　霍妮假定自我有四种形态：真实的(可能的)自我，理想化的(不可能的)自我，被鄙视的自我，实际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体，它是能够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一整套生理特性。它实现的程度与方式相当多地取决于外部条件。不利条件下，我们因无法触及其实的自我，故而发展出不切实际的美好的理想化形象，恰如被鄙视的形象是不合实际无价值和软弱的。实际的自我是我们的实际存在状态，乃力量与软弱，健康与神经质的混合体。实际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距离取决于自我实现与自我疏离的发展程度。

　　随着理想化形象的形成，我们开始着手“追求荣誉”，此时“推动自我实现的精力被转移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目标上”。对荣誉的理解因不同的解决方法而相异。霍妮不认为对“绝对”的探究是人性的基本要素。因为有能力想象、计划，所以我们总可以超越自我，不过健康人懂得人类有局限性，并在此背景下去实现那些可能实现的目标。自我疏离的人是走极端的，常把对荣誉的追求当作生命中头等大事。这会令他们觉得更有意义，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优越感。霍妮写道，“与其他理由相比，生命中的更多部分被奉上了荣誉的祭坛”。对荣誉的追求构成一种“个人宗教”，其戒律由我们特定的神经质规定。不过荣誉体系在任何一种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也有可能因这一原因参与其中，包括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认同的种种形式，战争与军事组织，以及所有各种竞争、奖励、等级制度。

　　理想化形象的创造不仅导致对荣誉的追求，而且产生霍妮称为自尊体系现象的构架。我们对理想化自我的特性深感自豪，并在这种自豪的基础上对他人提出神经症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感到必须以一种与我们有关自己的完美概念相称的方式去做。如果世界并未承兑我们的要求或我们未能坚持像“必须”做的那样，我们就变成被鄙视的自我，体验到折磨人的自我憎恨。我们的自尊、必须、要求、自我憎恨的具体特性，与理想化的形象一起，受到主导解决方法及它次要倾向之间冲突的影响。

　　神经症的自尊以对理想化自我的特性的特性的骄傲取代了实际的自信与自尊心。对神经症自尊的威胁导致焦虑与敌意，它的崩溃造成自我轻视和绝望。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树立自尊，包括能使受羞辱者重新建立起优越感的报复，对威胁性事物的丧失兴趣。还包括不同形态的变形，如忘记侮辱性的场景的片断，否认责任，责备他人，虚构。有时“幽默被用来使不可忍受的耻辱变得不再刺痛”。

　　根据自尊原则，我们向世界和我们的同类提出“神经症的要求”。其具体内容随主导解决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但任何情况下我们均以为与命运的交易应受奖励，我们应得所需去使解决方法运转。这些要求“被对魔力的期望渗透”。当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受挫，我们就会反应出绝望、怒火中烧，或对迎面而来的事实加以否认。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也许坚持神经症的要求作为对“将来荣誉的保证”。神经质的要求加剧我们的脆弱，因为要求一旦受阻，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直企图逃避的懦弱感和无用感。

　　追求荣誉使我们臣报于霍妮所称的“专横的必须”。“必须”迫使我们像头脑中完美的自我那样生活。这些“必须”来自理想化的形象，由于理想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谦避、自恋、追求完美、傲慢报复和疏离等解决方法的美化，所以我们的“必须”主要与主导防卫相联系的性格品质和价值观所决定。尽管如此，次要倾向依然有所流露，结果，我们常被“相互矛盾的必须之间的激烈交锋”困扰。当我们试图遵从自相矛盾的内心指令，注定会憎恨所做的一切，甚至陷于瘫痪，无计可施。这样的“必须”根本无法做到，不仅因为它们自相矛盾，而且因为它们不现实：我们必须爱每个人，必须不犯错误，必须永远得胜，必须从不需要他人，等等。与必须有关的外表化现象还有许多。我们感到自己的“必须”是他人期望的，自我憎恨是他人摈弃的，自我批判是他人不公正的批叛。我们期望他人遵守我们的必须，将因自己无法做到而生的怒气转移到他们头上。必须发展成抵御自我憎恨的一种防卫，可它们却把情况搞得更糟。来自“惩罚性的自我憎恨的威胁”，使它们成为“恐怖政权”。

　　必须是我们与命运交易的基础。无论采用何种解决方法，交易规则均为如果我们遵守这些必须，要求将得到兑现。我们用听从内心指令的办法来控制外表现实。当然，我们不认为自己的要求不合情理，而觉得它是被美化的自我有权期望的东西。

　　自我憎恨是心理内部防卫策略的最终产物，它强化我们的不适应感和失败感。它本质上是理想化的自我因实际自我未能做到它必须做到的而产生的愤怒。因为自我憎恨太过痛苦，难以直面相对，所以它相当大部分地是无意识过程。抵御对自我憎恨的感知，主要方法是外表化，它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形式。积极的外表化“企图把自我憎恨引向外部，以生活、命运、制度习俗，或别人为憎恨对象”。消极的外表化“仍然以自我为憎恨对象，但把憎恨看成是或体验为来自外界的”。当自我憎恨可以自觉时，常会有某种自尊参与其中，以维护自我美化。“对不完美的极度谴责使人责定了认同自己的神圣标准”。霍妮指出自我憎恨乃“人类头脑的大悲剧。人类开始追求无限和绝对之时也就开始毁灭自己。在他和向他许诺荣誉的魔鬼签约时，他就注定要进地狱--进他自己心中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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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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