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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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酝酿于弗洛伊德的晚年即3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于1937年出版《现代人的神经症人格》、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那年）出版《精神分析新道路》，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神经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基本观点进行了修正；沙利文（H.S.Sullivan）于1938年创办《精神医学》杂志，以传播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心理疾病是由人际关系的失调引起的，而不是性本能与社会的冲突引起；卡丁纳（A.Kardiner）于1939年出版《个人及其社会》，将其通过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结论公诸于世；弗罗姆（E.Fromm）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修正精神分析。到40年代初，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正式形成。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但她迅速成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自任所长，这一事件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与正统精神分析从思想体系的分裂到组织上的正式分裂已告完成。

          同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这部被誉为运用精神分析于社会学的杰作:〔1〕从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基础，这与弗洛伊德从本能中寻找战争的心理根源形成鲜明对照。弗罗姆致力于从社会学的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取向上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牛顿曾说过，在科学上，后人的进步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而心理学家泽曼（D.Zeaman）在对心理学史进行考察和分析后认为，牛顿这一名言用于心理学上应作一些修改，变成：在心理学上，后人的进步是踩在前人的脸上的。这话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一些事实。

        〔2〕心理学中的伟大人物往往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因而成为这门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心理学中伟大人物的错误往往比他发现的真理更多地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就是在修正弗洛伊德的“天才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修正主要是针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是本能欲望；社会文化是其对立面，它压抑本能欲望的满足因而导致神经症发作；而科学和艺术创造则是本能欲望的升华，文明的发展以压抑人的本能为代价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人性就是人的生物性，是人的本能，人性决定社会文化而不是社会文化塑造人性；人性中充满破坏性和攻击性，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生的痛苦不可避免，战争也不可避免。与本能决定论紧密相关的是泛性论。弗洛伊德将人格的发展归结为性心理的发展，归结为性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通过不同的身体部位获得满足的过程；人从婴儿期开始就有性欲，并且指向父母；女性心理特点是由女性身体结构决定的；俄狄浦斯情结普遍存在，贯穿于个体的成长过程，是神经症的根源，也是道德和宗教的起源。

         〔3〕弗洛伊德的上述理念植根于19世纪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到了20世纪，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性压抑问题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一些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正在兴起，这些学科提供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发现，主张把人看作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产物，而不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阿德勒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中是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

          阿德勒1911年离开弗洛伊德正是因为他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沿着社会科学的方向走得太远而为弗洛伊德所不容。尽管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通过直接修正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不承认他们是在阿德勒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但一般还是将阿德勒视为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阿德勒认为人格发展的动力是为克服自卑而寻求补偿的努力，自卑感来源于童年的社会生活经验，儿童发现自己的软弱无能与周围高大强壮而又活跃的成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产生了对力量的需要。儿童逐步形成的补偿方法是根据自己在家庭中的处境、父母的性格、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员构成，逐步扩大到根据邻居的特点和社会的要求等多种社会因素而采取的策略。

          总之，自卑感及其补偿作用是在家庭环境、家庭气氛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阿德勒还认为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是人的固有本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动机，它表现为与人合作、帮助别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甚至在对待别人时给予多于获取的倾向。他还认为男女心理差异是社会秩序造成的，在一定社会秩序中家庭的权力结构（家长制）是与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权力结构分不开的，因此，女性心理不是由身体结构造成的。

          阿德勒的下述观点简直是弗罗姆的直接先导：“对于那些不能再像农民那样从接触土地得到直接满足或像手艺人那样由于看到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而满怀喜悦的大多数男男女女，他们面临的是日复一日的机械活动的世界，那根本是毫无意思的，而在这些活动中，你不是受制于一个你并不认识的什么人就是受一部机器的摆弄，它的目的和最终目标你并不理解。这里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除非在计划和管理生产过程中有充分的民主参与。”基于这种理论，阿德勒为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献出了特殊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