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班晚间演讲：亲密和羞耻感——精神分析思考

动静中

Dr. Alf Gerlach

亲密和羞耻感——精神分析思考

2003年，《楚门的世界》上映，导演为澳大利亚人彼得.威尔。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生活在一个连续的电视事件里，自己却毫不知情。他的生活受制于外界的指导，通过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种环境，其中所有其他人都是演员，分别扮演着不同的电视角色。影片中，“楚门(truman)”名字的含义是，楚门.伯班克（TrumanBurbank）——主人公的名字——是影片中唯一“真实、真正的人”，而所有其他人都在对他演戏。影片的拍摄次序首先让我们所有人采取的是观察性的摄像机的视角，它隐藏于镜子、家具、汽车仪表板以及许多其它东西的后面，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在电视频道的一个24小时“现实秀”中播出。我们发现主人公从他的生活的开始就是被电视制作公司所领养的，（“电视公司”狭义上讲是一家公司，但同时也指来自“电视”，包括作为观众的我们所有人。），抚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在这世界里甚至他身边的人——父母、朋友和妻子——在与楚门的关系中都没有展现出他们自己真实的情感，而是依照像上帝一般的制片人所给出的指令行事。在理解了电视秀的规则之后，我们也面对着自身的镜像：电视观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着呈现给他们的各个角色。他们感受着，痛苦着，但是作为自身窥视欲的奴隶，他们没有对作品保持距离，没有批评。最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了制片人的工作，他不仅仅从摄影棚的上方的控制室中指导着拍摄，他还指导着什么样的感受用什么语言表达出来。这个制片人和导演不仅仅扮演楚门的万能的上帝，而且他也是自己的上帝，决定着像怀孕、出生和死亡这些基本的运作。

    影片中的楚门慢慢地和迟疑地对一些恼人的事件做出反应，这使得他怀疑他认为的现实是一场戏。主人公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影片最后，楚门自信地对制片人说：“你永远也不能在我的脑子里装摄像头”。

    楚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体现在他发展出的对一个女人的情感上，这个女人允许她体验，而不仅仅是在表演，她对楚门的真实的感受。他内心的这个女人的画面，他已经爱上这个女人，而且在他的地下室里努力从杂志照片中重现拼凑她的形象，是他逃离囚禁他的世界的关键驱力。在此楚门发现了自身内部可能存在的亲密感，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他努力保护的秘密。

   这里我为什么提到亲密感呢?在我看来，亲密感是一种对自己、对我们自身情感、思想以及行动的某些领域的最深入完整的理解的状态。我们努力去保护这些领域——我们在讨论隐私（从语源学上这个词来自拉丁语“intimus”）——免受他人的窥视，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会调动各种意识的和潜意识的策略。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与我们重要的人分享这些领域，如果因被迫或偶然不经意的泄露，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深深的伤害，尤其会导致强烈的羞耻感和羞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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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和亲密感能力的发展是儿童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楚门完全透明地暴露于导演和电视观众眼皮底下，我们在幼时也是被充满关爱地监护着。通常是由亲生母亲照顾着我们。在我们作为婴儿、咿呀学步时，她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在对外在世界进行探索时，婴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连结和视觉验证在新客体的认知和情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与母亲相“配对”，如婴儿总是将目光从客体收回到母亲身上，然后再从母亲到客体，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互动中，婴儿自我知觉的核心，对自身及其价值的认识也得以建立。随着幼儿运动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是如何越来越能忍受与母亲注视的分离，并且开始逐渐寻求这样的时刻的。这是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开始，与其母性客体分离开来，并且慢慢地认识到即便没有母亲的监护和反馈，内在的运行也是可能的。最后，我们看到孩子挣扎地走向分离，最后自主性的发展是从第一声“不！”开始了。这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于外在世界的自主权，同时也是了解自身秘密并将其视为私密空间加以保护的一种能力。如果我们将此观点应用于此部影片，那么就不难理解楚门的发展不仅仅是对专横和控制的父亲进行的反抗。在与“早年”母亲角色的关系中，这位母亲一方面提供保护和满足（“在我的世界里，你用不着害怕”），同时又施加全能的控制和诸多限制，以及拒绝任何私密空间（“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主和私密性也逐渐得以发展。

    羞耻情感有助于亲密领域的发展，因此它们彼此促进。在精神分析概念发展史上，羞耻感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予以定义。弗洛伊德采用的是退行模式，在其中羞耻作为自我的一种力量来促使驱力服从社会的需要。而在安娜.弗洛伊德的冲突模式中，羞耻是作为一系列情感中的一部分。这里羞耻被视为当自我无法完成其使命，即调动有效防御对抗不被接受的驱力时所出现的一种情感体验。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羞耻与自恋的发展相关。如果早期的表现欲望未能得到适当的调节和整合，就会导致羞耻的发生。客体关系理论在内化关系冲突的环境中对羞耻进行探索，这些冲突促使孩子发展出一种“理想化自体”。最后，“主体间精神分析将羞耻理解为分析系统的一部分，既不属于病人，也非分析师所有，而是……主体间性地产生、维持、加重……”(Orange 2008, p.8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elenBlock-Louis (1971) 对内疚和羞耻这两种情感进行了区分。她强调说，从自体的角度而言，内疚所采取的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而羞耻则是被动的接受者。自体是“感到内疚(guiltyof)”，而“为……所羞(shamed by)”。在内疚的感受中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独立性，更多地和想象的或真实的对他人的伤害相关；而羞耻包含着很大范围的依赖性，是和失败感联系在一起的。

Wurmser (1994) 对羞耻的定义借助于弗洛伊德暴露癖和偷窥癖的概念，但强调说相关的冲突追溯到口欲期阶段。他发现这些感觉和表达方式与权力、贪婪以及自欲性的自恋性满足相关。Wurmser将此与注视和被注视，欣赏和吸引的欲望联系起来。这种源自早年儿童时期，天生的、基本的驱力聚焦于注意性视觉的掌控感。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表达自己和吸引他人的欲望。这种展现自己并欲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最终旨在通过交流而与他人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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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Maria Rizzuto 对此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用潜意识幻想的概念去理解“体验到的羞耻(experiencedshame)”。这种“体验到的羞耻”为冲突的结果，这些冲突影响到在重要客体面前的自尊感和自恋性自我评价。羞耻的具体体验还包括驱力和防御的动力成分。

隐藏，回避暴露的欲望总是和羞耻体验联系在一起的。羞耻可以和暴露生殖器、失去控制、目标失败、在任何人际关系中被主观地或客观地看作是令人厌倦的、有缺陷的和不正常有关，也可以和成为公众关注目标有关。这些体验似乎都直接和自尊感有关，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感受它。

羞耻直接和视觉感知相关。眼睛是羞耻性暴露最显著的器官。没有另一个人的存在就不会有羞耻感，不管是当下存在的还是内化的超我的一部分，它们都看着感到羞耻的个体。这种羞耻体验的成分都与当下或内化的客体关超我和理想自我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它和母亲注视下的自尊有关的话。我已经指出过我们精神分析师给予母亲般的双眼的镜映功能对建立自尊是非常关键的。

   它涉及一系列的母亲和婴儿间的情感体验，它们要早于言语阶段。这些体验把母亲和孩子身体的内部联系起来，比如哺乳的行为，通过照料皮肤和身体和孩子的身体表面联系起来。目光接触，以及作为游戏和各种互动的一部分的前语言阶段的声音交流，都是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径，鼓励着自我和超我的发展。

这种前语言的交流会在发展中自体和客体表征的矩阵中留下感觉上的、本体感受上的以及内脏的记忆痕迹。这些交流伴随着两组不同的情绪：和躯体愉快和痛苦相关的感受以及与完成情感交流或情感交流失败相关的感受。第二种情绪似乎和之后的令人痛苦的羞耻感及与防御相关的信号-羞耻的发展相关。现在，失败的情感交流的记忆痕迹，不管是否和驱力有否满足有关，似乎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被用于导致与痛苦的羞耻相关的潜意识幻想。

如果另一人没有回应和我们体验类似的情感，在现实或想象中的互动中，或者我们无法在另一个人身上引发互补性的情感，痛苦的羞耻感就产生了。

   我们从无耻看到了羞耻的对立面。无耻需要一种对有可能被否认的羞耻的有意识的觉察。

Rizzuto强调，身体形象，它和羞耻感相关，是和童年期的身体表征相联系的，是和儿童性理论相联系的。它们代表了身体、或身体表面、或它的感觉特征的想象性的表征，就像儿童在特殊的结构形成时看到了被成人感知到的自己。一旦幻想的能力出现了，这个主体，就像佛洛伊德说的，是一个“他的白日梦的英雄”，也是他的意识的和潜意识幻想的英雄。幻想的场景一定不能和真实的或至少可恢复的事件同时出现。伴随着羞耻和拒绝体验的初始场景可以导致带有因果解释的结构，比如你因为很脏，浑身都是“屎”，所以从父母的卧室被撵了出去。这些声明存在于前意识，但需要复杂的防御运作的积极的支持才能使它们被承受。不管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羞耻体验会鼓励胜利或报复的补偿性的幻想。在分析性情景内或外出现的羞耻都是非常复杂的、与早期的和主体-客体关系相关的体验与幻想有关的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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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每天的感知是在潜意识幻想的形成影响下获得特殊的形式的。如果来源的性质是驱力性或自恋性的，幻想总是把主体表现为人际事件的英雄。

   儿童期的创伤体验，比如积累性的创伤，会在儿童的心里留下记号。在被拒绝或失败的交流时体验到的情感可以成为生活中之后的羞耻体验的重要的成分。这种时候体验到的羞耻的意义取决于解释后之后的再解释的类型，它会让儿童去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事件会发生在他身上。如果幻想的解释不能被修通，它就会被替代，并导致潜意识的幻想。Rizzuto在此关注的是父母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愿望，他们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将它们指向了孩子，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这些愿望有孩子不是“theright baby”的意义。

临床案例:M太太来找我做治疗。她今年30岁。在我们第一次接触的那年之前她就已因严重的自杀企图而4次住院治疗。她在16到18岁之间已有过几次自杀企图，有些较轻微，而有些则可能会有致命后果。

初始访谈中，这位苗条、漂亮的病人对我，对她的病史以及目前的痛苦状态抱着一种“泰然漠视”的态度。她笼统地称自己目前正陷于自我怀疑，关系不确定以及生活萎靡不振所交织的网中。多数情况下，她蜷缩在床上，处于痛苦之中。但她也很害怕自己会再也无法摆脱这种状态。

   此外，她还患有多年的风湿病。这加剧了她的痛苦，并且该病的不良预后让她感到恐惧。她反复酗酒，“至少暂时能忘却所有烦恼”，只是在之后会对自己的失控行为感到非常羞耻。

   M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公司。在她眼里，父亲是个固执而又冷淡的人，并且抱怨说从来不记得父亲有曾抱过自己。而对于母亲来说，自己不过是个“多余的孩子”。母亲工作繁忙，所以当M生病时，母亲就会从公司派人来照顾她。患者的童年时代大多数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度过的；其他小孩则在家门外玩耍。

回忆起孩童时期的内部印象，她脑海中始终保留着这样一幅图片，“透过窗户羡慕地望着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嬉戏”；尤其是周末，更加乏味和空虚。从7到10岁，每个星期天早上她都待在父母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她经常会溜到他床上去，让自己暖和些，但也得忍受他的性骚扰。治疗中她对于父母之所以会忍受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发生的幻想是因为这个男人是她们家的朋友，且是母亲的医生，他可以在不管母亲酗酒和药物成瘾的情况下继续给她开镇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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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母亲酗酒越发严重，患者以一种更为关心、像母亲般的态度去对待她。在亲戚的催促下，10岁时患者最终被送到一家很远的寄宿学校。在那里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原因她相当孤僻，尽管学习成绩很好。

从那时起，患者记得第一次体验到强烈的羞耻感，与其觉醒的性欲有关——包括爱上一个女老师——在严厉的天主教寄宿学校里。在这所学校里，因初尝失败和被拒绝的自恋性伤害，她第一次出现了自杀企图。

M在离校后并没有回到父母处。她开始学习社会学。此时，她常感到混乱和迷茫，并开始酗酒和乱交。在学习快结束时，她与现在丈夫结婚了，因为“他真的很想要我”。

   她一度从事社会学的工作，但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她放弃了工作，以便能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在第三个孩子满3岁且准备上幼儿园后，她在一个朋友的劝服下开了家小型的市场研究公司。但她却对这项工作不怎么真正感兴趣。由于酗酒以及对依赖的否认，她同这位女朋友有矛盾而强烈的关系。在工作中，她几乎是恐惧般地回避任何的自我表达。她虽有展现自己以获得认可的清晰愿望，但同时却又害怕在会谈、提升以及诸如此类在其事业成功上必不可少活动中的自我呈现。

   分析开始前一年，M的母亲去世了。这增加了M的内在紧张感，抑郁发作以及先前提到的自杀企图。

精神分析开始时，对于这个病人，我有如下思路：“病人在小时候感受不到父亲或母亲的接纳和关爱。时至今日，她依然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种原始接纳感满足的缺乏导致了其自我价值感和自尊的不足，这使得她永远都有一种不安全感。

   除了与父母肢体互动的原始缺乏之外，天主教寄宿学校身体-敌意（body-hostile）的教育也导致其特具驱力-敌意（drive-hostile）的超我。只有在酒精的影响下，驱力才有可能突破限制——这也是与酗酒母亲的认同。因此，羞耻冲突，还有内疚情感冲突便成为M内在生活的典型特征了。与驱力冲动相近的情感体验，包括性欲望以及憎恨和愤怒，只有在意识解离的状态下才能付诸行动。这里破坏性的情感转而指向自己，以首先保护其免于内在空虚感的折磨，而这种内在空虚感源于对母性内射体的攻击。

2年前母亲的死亡——患者对此并没有感到痛苦和悲伤，导致其矛盾情感转向了原始客体。结果，破坏性冲动被付诸行动，患者体验到大量相关的内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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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过程中，M总是以“完美病人”的身份出现。她总是很准时，从来不错过一次治疗，并且自付一部分的费用，这样就“不会那么依赖医疗救助（medicalaid）了”，以免万一以后想要延长治疗时间。之后一段时间她出现了强烈的阻抗，在治疗开始时沉默不语，在周末和节假日之后又开始退缩，并且有意地隐瞒她的想法。

然而我总感觉到她为自己的自我怀疑和恐惧感到羞耻。只是很勉强地，她终于发展出些许的正性移情，而这再次成为她焦虑的来源，因为每一次靠近分析师，都会夹杂着对兴奋的恐惧、害怕失控以及羞耻感。这正性移情使得患者能够独立，并同其女朋友分离开来，过去她们一直共用一工作室。M自己租了房子，开始经营她自己的生意。

   迈向独立自主的过程是至为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与之前体验到强烈矛盾情感、备受折磨和利用的母性客体远离开来。例如，这位朋友试图引诱她喝酒，并企图占有她的文件和经营理念。我们能够去理解那隐藏的潜意识幻想：“去奢望有第三者的存在——父亲（三角的缺失），是徒劳的；最好是完全屈服，即便那会令我充满羞耻和自我怀疑。”对M阻抗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其对羞耻感的恐惧，逐渐让她对自己的潜意识冲突有更深的理解，而在过去M是用自我怀疑和自我破坏试图去解决这些潜意识冲突的。慢慢地，修通她对父母的愤怒便成为可能了。然而，M所体验到的，对父母的相关谋杀性冲动再次激发起她强烈的反应性的自责和内疚。在逐步取得这些正性改变之后，患者经常否认分析师在这些正性改变中所起的重要性。她会试图将其排除在外，“把他关闭”。分析会谈越来越变成一种毫无目的的漫游。只有当我理解了其中所包含的投射性认同时，有意义的整合才成为可能：“只要我让你变得那么不重要，就像我小时候对我父母来说那么不重要一样，我就能保持我的自主性；这样我就不会因依赖于你而觉得如此羞耻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M在会谈开始时的沉默成为她潜意识交流的重要手段。渐渐地，我们能够一起去理解她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与我亲近的欲望和防御的。经常地，M报告说相对于在我面前时，她在治疗后能够更自由地去思考她自己，让她的想法自由驰骋。然而，治疗却维持了她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以承载她的情感和想法。为了建立起自己的私密领域，很长时间里，她需要将治疗外的情感和想法与在治疗这个安全容器内的情感和想法逐步而谨慎地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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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班晚间演讲：亲密和羞耻感——精神分析思考

   

   此案例中，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亲密和羞耻感，其中个体内在精神的发展、成为一个主体以及自主性的发展是关键。但是我须得问问自己，这里我是否有可能并没有循着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所受的专业训练方向在走。日复一日地，我陪伴着我的病人们在治疗这亲密的空间里经历着这些过程，与她们共同经历失败以及为恢复内心自由而进行的绝望挣扎。我是否在追寻着重视个性化的悠久传统呢，如今这种个性化在现在的社会里再难觅踪迹？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那么多人自愿抛弃其亲密性，而将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展现在大众媒体面前呢？如果一个人的所有生活均展现于所谓的现实秀之前，抑或在摄像机前进行所谓的问题讨论以让公众获取各种性行为方面的知识，又或者媒体将家庭和配偶间的冲突和调解搬上舞台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以此观之，亲密感的丧失同时也是真实和真诚感的丧失。若公众和私人的空间不再可分，个体将处于巨大压力之下，总是在做戏；需将过去原本属于私人和亲密的东西巧妙地暴露给一般的大众。由此，暴露癖的病态便能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的掩盖下得到一定的控制，并整合入患者看似正常的每日生活之中。

   作为绝对忠于个体的亲密性和个性化的精神分析师，我们和我们的精神分析对象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即去分析若公众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差别消失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似乎现在对那些能够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东西已不再有羞耻反应了。对那些所谓的性幻想或性活动已不再有羞耻感，反而对痛苦、丧失和悲伤的感觉更觉羞耻，这些感觉往往被掩藏起来，让个体感到脆弱。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被鼓励分享脑中所想的一切。他是在另一个体面前这么做的，即分析师，那位对他而言越来越重要，用干预、面质和解释去帮助他理解治疗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阻抗的分析师。阻抗于是便转向攻击分析场景的绝对自由。分析场景并不要求——事实上并不承载——制造情感、想法、幻想以及行为冲动这样一种舞台功能。它不需要伪装。在媒体的许多公开表演中，那种人工制造的轻度躁狂气氛往往缺乏与自身进行交流，以及在分析治疗中与分析师进行交流的那种亲密感。要是它还是出现，我们会将其理解为一种阻抗现象，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对于许多被分析者而言，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发现并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机会。新的形式的亲密感也是这种主体性的一部分。成功的精神分析结束时被分析者应步入新的未知领域，与那位“似乎能知晓一切”的精神分析师分离开来。这似乎是个矛盾，即便在成功的精神分析治疗结束时，被分析者依然可以对分析师说：“你永远也不能在我的脑子里装摄像头”。

amybly

谢谢分享

动静中

amybly 发表于 2015-9-30 13:17
谢谢分享

不用客气，有收获就好

蓑笠翁726

{:soso_e100:}收获了。虽然不能够一下子看明白，不过感觉很有启发

动静中

蓑笠翁726 发表于 2015-10-13 21:37
收获了。虽然不能够一下子看明白，不过感觉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