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功能丧失后的放纵
当教育民主被哄抬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之后,教育就成了一个什么人都可以指手画脚的行业。教育的神圣外衣被媒体用尖刻的文字描绘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厌的黑斗篷。从事阳光下最伟大的事业的教师,也时常被定格成了一种“禽兽”。所以,绝大多数学校再不敢轻易地处分一个学生,哪怕这个学生已经无恶不作。更有的省份干脆由决策机构下文来统一规定,彻底废除中小学校沿袭多年的最高处分——开除。
然而,教育永远都不是万能的。失去了必要的惩戒功能后的校园,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种人人知书达理的好现象,反而是因为没有了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利剑”,一些原先收敛的恶行便都敢于公开表现出来。这些校园病毒又相互感染,使得原本健康的校园文化肌体上开始出现块块腐烂的肌肉。
惩戒功能的丧失,催动了畸形心理的自由萌发,使得丑陋和猥亵都变得无所畏惧;反过来,这些个性中的丑陋,又在惩戒的日益退缩中越发的强大起来,并慢慢地自发凝结成一个个的团体,形成了带有明显江湖色彩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为了点滴小事而发生殴斗,甚至是团伙持械玩命,严重地干扰正常的学校教学,也直接危害了社会治安。但即使如此,学校能采用的,也还是一个说服教育。这种说服教育和那血淋淋的砍杀相比照,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教师权威地位颠覆后问题归属的误判
与教育惩戒功能的丧失同步的,是“师道”的尊严扫地。在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的眼中和心中,教师仅仅成为了一种最没有用的读书人的代名词。教师失去了应该获得的尊重和感恩,师生间的关系、教师和家长间的关系也日趋微妙起来。在相当多的家长和学生心目中,老师成了单一的出售知识的人。家长学生与老师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顾客和销售员的关系。这种价值取向,又反过来影响着老师们的工作情绪,使得一些教师也自动地进入家长和学生划定地这个“售货员”的角色中,成了除了教授知识别的就一概不加过问的甩手掌柜了。
教师权威地位颠覆带来的后果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师生间丧失了一种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学生遇见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再愿意去征询老师的意见,不愿意向老师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老师也是只从表面上依照学校的量化条款来接近学生,心灵深处的空间中,却很少有一块领地能真正属于学生。学生和教师成了真正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关系。其次是同学间发生纠葛时,告诉老师并请老师帮助解决成了一种无能的体现。而且,大多数的孩子还认为老师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要切实解决好纠纷,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所归属的小团体的力量。可以说,学生们在推翻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后,又依照自己的经验,确立起了通过强权来获取尊严并替代老师权威的新的地位观。
这种完全依照少年的懵懂而生发出来的新地位观,眼下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的价值信仰。在此信仰的操纵下,同学间的纠纷便有了新的“处理条例”,力量、财富和容貌等世俗社会用来评价判断人的地位的标准,成了这新的“处理条例”的基础,也成了裁定问题归属的新权威。这“法外法”撇开了所有发生矛盾时该走的正道,刻意地把原本简单的问题,上升到类似江湖纷争的地步,使得单纯的校园,平添了几分恐怖江湖的阴云。
对强权政治、黑恶势力、暴力游戏与灰色文学的认同与膜拜
相对于书本的说教,游戏和影视文学以其鲜明生动的形象特征,在更宽广的思想空间上影响甚至左右了青少年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暴力游戏的快意杀戮,港台影视的黑社会英雄,在青少年心底播种的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邪恶的认同和膜拜。
这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认同和膜拜,内化后又成为了部分“问题少年”处世的准则,使得他们在待人接物等多方面都体现出一种对主流社会的反叛和仇视。因为反叛,他们便只想依照自己的规矩行事;因为仇视,他们便采用极端的手段来对待他人。
校园暴力已经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健康肌体上的一个毒瘤,更为可怕的是,这个毒瘤还在不断地扩散,其有毒细胞每天都在吞噬着无数健康的心灵,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要集全社会的力量来发动一场围剿校园“江湖”,铲除校园暴力的“卫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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