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与行为主义（二）

sasha

       有声姿态的这种特性使得“我们能不断在自身引起我们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些反应，……使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中采取了他人的态度”。进一步，当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了他人的反应之后，这个反应就成为控制自己的下一步动作的刺激了。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我们由于某种激动的情绪对自己一向敬重的人出言不逊，说出来的话会把自己吓住，这种攻击性的行为就不会持续下去。这样，有声姿态就很容易变成“显著符号” (Significant Symbols)。如果有声姿态不仅被互动双方同样听到，而且激起的反应也相同的话，它就成为显著符号。显著符号和非显著符号的有声姿态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分别，可以从米德所举的例子中看到。狮子对着猎物吼叫，双方都听到了叫声，但是叫声在猎物身上激起的反应是恐惧和逃跑，而在狮子身上激起的是对猎物的进一步渴望。相反，金丝雀的叫声在它自己身上激起的反应和在麻雀身上激起的反应是相同的，这里的有声姿态就可能成为显著符号。

       只有在人类身上，才发展出了完全意义上的显著符号。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无比复杂性，使得人的反应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时间性，一个反应可以由“一系列互相衔接的步骤组成”㈣。这样，显著符号就可能具备指示功能，成为真正的符号：“与我们所称的某物的观念或概念相应的，正是这样一系列有组织的反应定势的开端。”换句话说，显著符号与一般的姿态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人对显著符号的最初反应，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刺激，因为它是与那个显著符号相对应的一系列反应的开端。有了显著符号，就可以在行动中使“其他人的反应被唤起并且成为控制他的动作的刺激，”主观感知到的意义就这样产生了：“意义本身，通过那个刺激自身采取另一个体的态度对对象作出反应的个体，产生于经验之中。”既然是通过另一个体的态度而对对象作出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便具有某种主体间性”，既能显现在他人世界中，又能显现在自己的视界，而且这两种显现是同一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采取另一个体的态度”而作出的反应，其恰当性必须以“共同经历和参与一个共同的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为前提，并不是先验的。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米德后来详细论述的“泛化他人”观点：“思想和理性的这种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使特定个体采取他人对自己所持态度的结果，是他把所有这些态度具体化为一种态度或观点的结果。随着米德社会行为主义的步步推进，它要处理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复杂，好像越来越超出行为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可是米德并不停步，他勇敢地把行为主义之刀挥向人类最引以为傲的心理能力——理性。一个对象可能激起我们的很强烈的反应，可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刺激有无数特质，把这个刺激描述出来，用显著符号展现给别人，这就是人的智能，而这里的关键是“指出导致我们对一个对象做出那种反应的那些特征”,人的分析能力在米德看来不过是“能辨别出是一种刺激而不是另一种刺激，从而把握属于那一刺激的反应，把它从其他反应中挑出来，并与其他反应重新结合起来”。

       对于智能而言，不仅要分析，而且要能依据分析行动。本来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用行为主义解释却要费些周折。米德觉得，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超复杂性使得“对一个或若干个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中枢神经系统能够为了完成一个已经发端的动作而使若干可能反应隐含地开始，并且在实际完成该动作之前开始：因而在接受这些可供选择的可能反应中的一种 (它将以公开的结果实现) 时，有可能做出理智的、反思的选择。”通过使用显著符号，人类能够同其他人进行交流，把刺激的微妙之处辨别出来描述给别人，但是展示心智并不以作为交流对象的其他人的存在为必然条件。实际上，就人类心智的发展而言，米德更看重的是人的内部对话 (Inner Conversation)。“我们可以自己跟自己谈话，这就是我们在内心舞台上所做的我们称之为思想的活动”。 嘲个体“在对别人说话是也在对自己说话，通过在内心舞台上保留这个对话，我们称之为心灵的那个场就形成了。”

     “思考的机制，就其和社会交往同样使用符号而言，不过是一种内心里的对话。”思考的能力，加上特定的情境，使人有可能进行反思，从而获得“反思智能”(ReflectiveIntelligence)。在行动遇到困境时，个体可以用显著性符号进行内在对话 (即思考)，就可能的行动方案运作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想象中的预演，从而选择一个合理的行动方案。一般情况下，在人们进行行为时，意识 (Consciousness)是不进行工作的，只有困难出现，“我们有好几种行动的倾向，它们之间互相牵制”时，意识才开始工作。此时意识所做的工作是使用“内部对话”来在大脑中搜索，寻找那些能够唤起可能解决问题的形象的符号。米德用非常鲜明的行为主义术语总结说：“应用智能的过程就是对给定的环境情境的刺激，延迟，组织，挑选一个反应或者行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