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是公认的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尽管他自己并未创造这一术语。而在社会心理学中,符号互动论作为一个学派,与行为主义是泾渭分明的。行主义仅仅把人当成对特定刺激做出特定反应的机体,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对有机体感受刺激和出反应的内在过程,行为主义则有意不予涉及,为这不是科学所能研究的范围。与行为主义把个 内部当成无法也不必窥视的“黑箱”不同,符号动论强调个体对刺激的主观解释,认为不是刺激身,而是接受刺激的个体对刺激的意义的解释,决定了个体的后续行动 (一定要用行为主义的术语的话,就是决定了个体的反应)。此时,刺激就不能叫做刺激了,它代表意义,所以成为符号。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心理学理论比行为主义符号互动论之间的距离更远了。可是,在符号互的心理学中,我们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刺激成符号是怎么发生的?换句话,主观意义是如何形的?第二,对符号的意义的解释,需要一个跟仅仅刺激做出反应完全不同的主体,一般我们把这个体解释符号的意义的能力称为心智,这个心智是如何形成的?这是符号互动论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成功回答正是米德对社会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贡献。这个贡献是如此的基本,以致于米德由此在社会科学和人类思想史中赢得了大师地位。由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米德之前,心理学的大师们已经有意无意地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些努力都是不成功的:“即使就他们的确试图从社会角度予以说明的心灵与自我的那些侧面而言,他们也未能将其机制分析出来。准备从中抽出心灵和自我的那顶社会的魔帽,事先已塞了些东西;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虚伪的预告,说是可以变一番戏法,而这个节目本身从未上演过。”米德对这些过程的成功解释,在于他把这些过程细致地分解了,并且应用类比的方法让这些过程变得容易理解,而最重要的是,在对这些分解了的过程的解释中,他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行为主义的思想。
人们大都承认,人类相互沟通的主要手段是语言,可是,语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复杂,让人无从下手。天才的米德吸收行为主义心理学特别是冯特的“平行论”心理学的思想,把语言的产生归结于互动,而且把语言的形成逻辑地分解成三个层次:姿态 (Gesture);有声姿态(Vocal Gesture),表意的符号 (Significant Symbols),后者就是语言了。在米德之前,有学者 (比如达尔文)认为,动物在互动时发出的姿态,是它情绪的表达,但是这种观点预设了这样的前提:动物是有意识的。这是米德所不能容忍的,意识必须是被解释项,而不是解释项,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学说,他完全能够抛开意识概念,来解释姿态:“意识绝非社会动作的前提;社会动作倒是意识的前提。描述社会动作的机制可以不引进意识的概念,意识乃是该动作中的一个可分离的部分。”
米德之所以这样自信,是因为那时候人们对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研究使他相信,“意识中所发生的与中枢神经系统中所发生的状况是平行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意识的状况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状况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理论上,知道了其中一个所处的状态,就知道了另一个的状态。这个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认为意识完完全全可以还原成为物质 (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的庸俗唯物论。这些生物学知识即使是在《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中译本导言作者查尔斯·莫里斯看来,也是“比较陈旧静态的说法”,但是他同时又承认,“他的基本观点与生物学范畴中的这些变化并无关系”隙。
实际上,正是米德 (和那个时候的整个实用主义哲学)对科学的在今天看来有点天真的信任,使得他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在对人类自身的理解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探得珍宝:尽管他当年搭的脚手架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牢靠,但这并不妨碍他把思想的大厦建得又高又牢固。有了把意识从对互动的分析中悬置起来的自信,米德在冯特思想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姿态之所以成为互动的媒介,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姿态发出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因为它类似于“条件反射” (这个术语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借用,米德自己从来没用过)中的刺激,它预示着姿态发出者的后续动作,姿态的接受者根据这个后续动作做出反应,这个反应也是一个姿态,它也有自己的后续动作,因而反过来也激起最初姿态发出者对它的反应。
这样互动就建立起来了,中间不需要意识的介入,只需要刺激、反应和条件反射这样的机制就能完成。有一种姿态在所有的姿态中显得特殊,这就是有声姿态。它的物理特点就使得它具有社会性的性质:“它对做出该刺激的那一有机体产生影响的方式同另一有机体做出该姿态时产生影响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自己脸上的表情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可是我们所说的话,却像别人所说的一样能被自己听到,这就是有声姿态和非有声姿态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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