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悲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危机（上）

喵呜

　    还在报社时，我曾做过上海某协会某届主任委员，虽然从没参加过会议，但知道上海为了公共安全，在机场、车站、码头、广场、外滩、南京路及其他人流较大的公共区域，建立了良好的IT安防系统，监察、防护之密集，规格之高，除了北京，不知还有哪些地方能比。
　　
       世博会前，上海曾采购、上马大量安防设备。几年来的公共事件也刺激了安防概念。
　　　　
        那些抱怨上海相关部门缺乏IT技术防护公共危机的人，不清楚这方面其实很强，起码比你认为的水平要高些。在整个智能城市体系中，它们一直发挥着作用。
　　
       有人质疑外滩空间与基础设施，那就更有点苛刻了。那边空间挺大，视野开阔。死难者集中倒下的台阶处，并不那么陡。这方面不能以太完美的条件归责。
　　
       就是说，从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事后诸葛，而是不在痛点。我甚至觉得，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了，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盯的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当然也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当然，学校、社区的安全教育，大多集中在地震、火灾、用电等等日常生活层面。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这里就有一种公共安全认知、意识的落差：维稳的逻辑，跟大众安全意识之间错离。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
　　
       关于面向人群的维稳思维，太久远、也太成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就懂得。比如齐国的管仲不但雄才大略，也是驭民、维稳高手。桓公问他怎么管理百姓。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大规模聚在一起，不要让四民杂处，否则其“言哤”，“举事易成”，应不易其处，其心安，不见异思迁，尽得祖辈家传风习，如此可维稳。
　　
        沉默的大多数，汇聚起来力量非常强大，权力维持的条件之一。就是大众力量的碎片化。中国人太多了，维稳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时候，暴力多多，就是维稳僵化到死，借此维护一个官僚机器。
　　
       管仲的维稳逻辑，跟我们说的公共安全有一定差异。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旦大规模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内部就会互相激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口，从原理上来说，不会有什么根本不同。
　　　　
       人聚在一起，没有空间距离，心理与情绪对抗很直接，中心点的压力当然最大，外围不明就里，就被无意识地刺激着，卷入其中，形成更大的压力。就像飓风的形成原理。那种逐渐旋转的裹挟、情绪传染力量，十分可怕。
　　
        多年前，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发疯，周围人的情绪也出现疯狂。也听到过有女子在车上抛钱。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里，人的心理会变异。就算开阔的空间，人多了，情绪也会变异。
　　
        很多人应该有类似体验。你总觉得自己日常生活里很理性、很清醒，但在一个群体氛围里，你容易疯狂。我是个伪球迷，曾在现场看过两场球，第一次看就被周围疯狂情绪感染，站起来跟着高喊好球好球，一度还想冲到球场中央。事后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SB。
　　　　
       随机、偶然，单位时间内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行车辆过桥，很容易出现一种共振现象，核心区域稍微一刺激，桥就可能断掉，人群就可能要疯了。
　　
        人群里就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那些在死难者身上留下脚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脚下的惨剧吗？他肯定知道。但前几分钟，他也只是无意识的人，等到他留下脚印的时候，已是无法自主，更大的威胁在他身后，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无意识的力量。
　　
        而且，人多的地方，捣糨糊的也就多。许多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里起哄，越是异质的群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疯狂的行为，它很快就会引发效仿或对抗。也不能排除有真正的坏人，在现场故意诱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