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的中国情结

sasha

       当国人迷恋于西方的理性和现代科学的严谨精确的时候，分析心理学派的学者却对东方的灵性与古老文明的智慧赞叹不已。他们把中国文化修养作为自我的一种重要修炼，身体力行地去理解中国文化，并融会到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中。

　　基尔希在《荣格学者》一书中提到，“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荣格对中国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最感兴趣……荣格深受古老中国智慧的启发，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历久弥新的深切联系。”

　　荣格与道

　　说到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情缘，不能不提起石头。荣格的自传里说起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会坐在石头上想：“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想法，颇有点像“庄周梦蝶？蝶梦庄周？”这也许就是荣格与道的一种缘分吧。

　　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那段极度苦闷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度隐居在苏黎士波林根的塔楼，过着隐士般生活，他亲自选用石头，设计自己的塔楼，绘画雕刻，回归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的和谐。他几乎每天都会画一幅曼陀罗，一种对称统一的图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宁静。一天，他在曼陀罗的中央绘制了一座金色的城堡，完成以后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无意识中创造的是一个极具中国画韵味的建筑。

　　巧合的是，不久后，荣格收到了传教士卫礼贤的一个邮包，里面是道家的一些书籍，还有道家炼丹修炼的典籍《太乙金华密旨》及佛家《慧命经》的合译本《金花的秘密》。在这些书中，他终于从苦闷中走出来，确信自己提出的、对弗洛伊德来讲离经叛道的理论，被证明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妄想，在东方的古老智慧中，他为自己的理论找到印证并获得了共鸣。

　　荣格心理学所提倡的重整自我意识，回复人的本性，听从内在的声音，和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道家的无为是获得自身解放的关键。无为是和顺应天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位心理分析家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这一点：“一粒松树的种子，它已经具备了长成参天大树的条件，顺应天意，不做干扰，它就能健康的成长，如果强迫松树的种子长成一棵玫瑰，那它就会枯萎夭折。”

　　这也许会给我们教育工作者一些启示。一个孩子具有他本来的天赋，顺应他的天性才能使他更好的接受自己，获得成长。

　　荣格与《易经》

　　也是通过卫礼贤，荣格对《易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就是在他隐居于波林根的时候，常常坐在塔楼旁的那棵百年老梨树下，把《易经》放在身旁，用芦苇代替蓍草起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荣格借助《易经》和自己的内在交流，和古老的无意识交流。荣格也常常在来访者身上做一些验证性的工作，并发现《易经》常常能给他出乎意料的中肯的提示。

　　荣格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易经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有，那么答案和一系列身体活动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巧合是否在说明一些共时性的思想？他是如此痴迷于易经的力量，以至于在见到胡适的时候，还引发了一些争论。

　　正是荣格的这种认真执着使他在《易经》中获得了重要的启发。荣格用“共时性”来解释《易经》的灵验，“共时性”通俗地讲就是有意义的巧合，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像都同时发生了，这些事件其实是有心理上的关联的，是一种内心感知的事件与外界现实相呼应，即内心的预感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共时性现象。

　　“共时性”与我们所说的“感应”有同工之妙，在心理治疗中也有重要的意义。荣格理论体系非常关注无意识，在无意识层面的工作经常要与这种非因果关系的共时性事件打交道。当治疗师能深切地体会来访者的感受，对他的疾苦有全面地把握以后，治疗师常常会和来访者做一样的梦。所谓“心诚则灵”也就体现于此了。一般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治疗会起关键性的转变。它会触动人的感情，促使彼此的顿悟。

　　荣格在《易经》译稿的序言中指出，占卜对探究无意识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种方法是指向自我知识的，虽然它总被用在迷信的用途上。《易经》很明显地展露一种悠久的劝谕传统，要人细心明辨自己的个性、态度以及动机。荣格使我们能从一种心理学的角度去重新理解易经占卜的效用。

　　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卫礼贤)，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

　　荣格与汉学

　　在卫礼贤的影响下，荣格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宗教哲学文化书籍，还曾经学习汉字，把汉字当作可读的原型。他喜欢在石头上雕刻，甚至在纪念妻子爱玛的石头上，也用汉字刻着：她是我房屋的基石。而他所刻的最后一块石头上面有一个中国老人的头像，两边是银杏树的叶子，还有汉字刻成的“天人合一”。

　　据说荣格去世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禅宗的书，病重的荣格还请秘书写信给作者陆宽煜居士，表达感激之情。荣格对中国文化的钟情，我们也不难见了。他把东方的文化融入到了他的生命里，乃至于他的梦中也常常会出现一个东方智者“腓力门”。他把这位道骨仙风的智者看作精神的向导，认为东方的文化给西方带来了灵魂治愈的良药。

　　如今，荣格的追随者们也保持着这种传统，把东方文化的修养作为学习分析心理学的一种基础。他的学生卡尔夫从周敦颐的太极图与及阴阳五行的理论里获得启发，发展了沙盘游戏治疗技术；爱诺思基金的主席利策玛花费近30年的心血分析翻译《易经》，邀请中国的心理分析家申荷永先生前往介绍中国文化；近年来，更有不少的分析心理学家从世界各地前来进行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国际研讨，他们对中国文化心驰神往，延续着心理分析与中国的不老情缘，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中国教育报》2005年7月2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