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精神分析之四（下）

sasha

所有这些讨论，将导致我们如何看待禅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呢？

禅的目的在于开悟：对真实直接而非思虑性的把握，没有烦恼与知性化作用，如实认识到自己同宇宙的关系。这一新的体验乃在更高层次上回复到儿童非知性的、直接的把握，那是人的理性、客观性与个体性充分发展的结果。儿童直接的合一的体验存在于异化和主客分裂的经历之前，而开悟体验则处于这一经历之后。

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是以自我（Ego）取代本我（Id）。确实，所要发掘的无意识内容只局限于人格一隅，它们是活跃于儿童生活的早期而在后来被遗望的本能力量。把这些力量从压抑状态中释放出来，乃是精神分析的目的。何况，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无关，对这一部分的发掘，取决于治愈患者病症这一医疗上的需要；而与病症无关的那部分无意识，则很少受到注意。后来，由于引进了死亡本能、．爱欲和自我的发展等概念，遂于近年来导致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内容在概念上的某些扩充。各种非弗洛伊德学派，极大地扩充了有待发掘的无意识部分。其中最彻底的是荣格、阿德勒。兰克及近来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他们都对此扩充有贡献。然而（荣格除外），虽有这种扩充，其有待发掘的范围却仍然取决于治疗这种或那种症候，或治疗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缺陷的目的。它并未包括整个的人在内。

然而，如果我们将弗洛伊德的原始目标——使无意识变为意识——推到终极，那就必须跳出弗洛伊德个人的本能取向，跳出直接的治疗任务强加给它的种种限制。如果我们向充分发掘无意识这一目标前进，则任务决不局限于本能，也不限于其他经验，而在于整个人的完整体验；于是其目的就在于克服异化，克服在认识世界中形成的主客分裂；于是无意识之发掘就意味着对烦恼与思虑作用的克服，意味着消除压抑，意味着消除自我中宇宙人与社会人的分裂，意昧着意识与无意识两极对立的消失，意味着达到对真实的直接把握状态——既无歪曲，亦不受知性思虑的干扰；它意味着对我执和我爱的克服，意味着对一个不灭的独立自我之幻象的放弃（而对这自我的扩张和保护，则正如埃及法老以木乃伊而希冀自己永世长存一样虚妄）。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意味着敞开与回应，它不占有任何东西，它本身就是一切。

将无意识完全复原为意识，其目的显然要比一般精神分析的目的更为彻底。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要达到这一整体目标，需要一种超乎大多数西方人所愿付出的努力。但是，暂且不论这一努力，即便想象这个目标也只有在处于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首先，只有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站在一定的哲学立场，才能拟定这种基本目标。对于这一立场，无需要作描绘。只要说出这点就够了：它并没有消除疾病这种消极性的目标，而是有达到幸福安宁的这种积极性的目标，这种幸福安宁被认为处于同世界的完全结合及对世界直接而无污染的把握中。对这一目标的最好描绘莫过于铃木“生活的艺术”一词。我们必须记住，任何像生活艺术这样的概念，都生长于人道主义意向的精神土壤上，就像它以佛、先知、耶稣、爱克哈特以及诸如布莱克、惠特曼、巴克这些人的教导为基础一样。除非从这一观点来看，否则“生活艺术”的概念就完全失去了它特定的含义，变质为今天冠以“快乐”之名所行的勾当。同样不可忘记的是，这一意向包含一个伦理上的目的。虽然禅宗超越了伦理，却包含着佛教根本的伦理目的，这些目的本质上是与一切人道主义说教相同的。如铃木在本书的讲座中所明确表明的，达到禅的目标，意味着克服一切形式的贪婪，无论这种贪婪是对财产、名誉还是对“爱情”的贪婪；意味着克服自恋式的自我炫耀及全知全能的幻象。再者，它意味着克服对权威（以为这权威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屈服的意向。当然，仅仅为了治病才去发掘无意识内容的人，是不会希望达到这一根本目标即压抑状态的消除的。

但是，认为消除压抑的根本目的与治疗的目的无关，同样也是错误的。正如我们业已承认，性格若不经过分析及改变，就不可能治愈症候并避免进一步形成症候；我们也必须承认，若不是追求人的彻底改变这一远为根本的目标，这种那种的神经症的性格特征也不可能改变。性格分析的结果有时会令人相当失望｛在《分析有无止境》（Analysis， Terminable　or Interminable？）一书中，弗洛伊德对这一点直言不讳｝，正是因为治疗神经症性格的目的还不够彻底；要摆脱焦虑和不安全感，达到幸福和自由的状态，就只有超越这个有限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只要仍局限于治疗的目的而没有纳入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框架中，这种有限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也许，用有限的、费时不多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有限的目的。而长期的分析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仅仅适用于根本“转变”的目的，而不适用于局部“改善”的目的。这一见解，由我们前面的一段论述而得到加强。

人只要没有达到与世界的创造性的联系——开悟是其最高成就，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以常规生活、偶像崇拜、破坏性，以及对财产名誉的贪婪追求来补偿内心中潜在的压抑。一旦这些补偿破灭，他的健全心灵就会受到威胁。治疗潜在的精神错乱，只有从对世界持分裂与异化的态度，改变为对它持创造性的、直接把握与回应的态度。如果精神分析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就能促使患者达到真正的精神健康；若非如此，则只能改善一下补偿机制。换句话说，某人的病症也许会被“治愈”，但他的神经症性格却无法“治愈”。人不是物，不是一个“病例”，分析者若将人视作一个物体，他就谁也治愈不了。何况，分析者只能在与患者的互相了解过程中，帮助他觉醒，这意味着体验他们的一体性。

不过，在提及这一切时，我们必须面对一项反驳。如前所述，如果完全意识到无意识就像开悟一样根本而困难，那么我们把这根本目标当作一般课题进行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一本正经地提出只有这根本目标才能实现精神分析的治疗这一问题，岂不成了纯粹的空想？ 假如要么就是完全的开悟，要么就是完全的不开悟，那么这种反驳确实是言之凿凿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禅宗中，开悟有许多阶段，而顿悟乃是最高和决定性的一步。但就我所知，朝向悟的每一步骤都有价值，虽然这悟可能永远达不到。铃木博士曾就这一点作了如下譬喻：如果把一支蜡烛放进全暗的屋子，黑暗于焉消失，屋里有了光明。但是，增加十支、百支或千支蜡烛，屋子无非是变得越来越亮。但决定性的变化是第一支蜡烛，是它冲破了黑暗。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发生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初次意识到他是虚荣的、怯懦的、憎恨他人的，而在意识中竟相信自己是谦虚、勇敢和仁爱的。这一新的洞察也许会伤害他，但却为他敞开了门户，使他不再把内心压抑的东西投射到他人身上。他向前迈进；体验到在他自身中的婴儿、儿童、成人、罪犯、疯狂者、圣贤、艺术家、男人和女人；他更深地与人性为通，与宇宙人沟通；他更少压抑，更为自由，更不需要投射作用和思虑作用；从而可以第一次体验到他是如何目观五色、如何看球滚动，他的耳朵又是如何向音乐敞开——以前不过是听到它而已；在与他人一体的感觉中，他可能第一次瞥见，他以往当作某物而加以执著、培养与保护的个人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他将体验到，通过占有自己而不是通过真正成为自己来寻求生命的答案是徒劳无益的。所有这些体验都是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不掺有任何知性化内容；但从此以后，这个人将比以前感到更为自由，更为强壮，更少焦虑。

迄今我们所说的都是目的，我曾提到，如果把弗洛伊德变无意识为意识的原则推到最后，我们就接近开悟的概念。但就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言，精神分析确与禅宗完全不同。可以说，禅的方法是以“打坐”、公案以及禅师的权威来对异化了的知觉方式进行正面攻击。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可以同佛教思维的前提、同体现在禅师身上与禅堂气氛中的行为与伦理价值相分离的“技巧”。同时也必须记住，那并不是‘“每周五个小时”的事务；学生进入禅门求教，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正是这一决定成了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部分。

精神分析的方法与禅宗完全不同。它用不同的方法训练意识以掌握无意识。它把注意力引向那被歪曲的知觉；它导致人们认识到自身中的虚假；它通过消除压抑以扩充人类体验的领域。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心理学——实验性的。它考查一个人从孩提以来的心理发展，并试图恢复他早期的体验，以帮助他体验到现在被压抑的东西。它一步步揭露对世界的种种幻象，从而消除人格失调性歪曲和异化了的知性作用。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人，由于对自己变得不那么陌生，他也就变得对世界不再疏远；由于他敞开了自己同他的内在宇宙沟通，他也就敞开了与其外在宇宙的沟通。虚假的意识消失了，意识一无意识的两极对立也随之消失。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出现了，在这种观点中，“山又是山”。精神分析的方法固然只是一个方法、一种准备，但禅的方法也同样如此。正因为它是一种方法，遂无法保证达到其目的。使这一目的得以达成的因素深植于个体人格之内；而从实用目的来看，我们对这些因素还知之甚少。

我曾提出，揭示无意识的方法若推至终极，可以成为开悟的一个步骤，但这必须提到哲学的高度。在这方面，禅宗有着最彻底、最现实的表述。但是，使用这种方式究竟能把我们导向何种地步，只能靠以后大量的实验来决定。这里表述的观点只蕴含着一种可能性，故具有一种有待验证的假说的特征。然而可以较为确定而言的是，对禅的知识及实践，能够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上产生最为丰富和清楚的影响。禅虽在方法上与精神分析不同，却可以使精神分析的焦点更为集中，为洞察的本性投洒下新的光辉，并更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见，什么是有创造性，什么是对烦恼与虚幻的知性化作用的克服；而烦恼和知性化作用，乃是建立在主一客分裂的经验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就其对知性化作用、权威及自我的幻想等方面的急进主义而言，就其对幸福安宁这一目标的强调而言，禅宗思想将会拓展和深化精神分析者的视野，并帮助他达到一种更彻底的观念，即把对真实的把握作为完全自觉意识的最终的目的。如果可以对禅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作进一步说明，人们也许会想到精神分析对学禅者具有重要意义的可能性。我可以想象，它有助于避免假开悟（这当然不是开悟）的危险。这种假开悟是纯粹主观的，建立在一种精神病的或歇斯底里现象的基础上，或建立在一种自我诱导的恍惚状态基础上。精神分析的澄清作用可以帮助学禅者避免幻象，而消除幻象正是开悟的条件。

不论禅对精神分析会有何用处，站在西方精神分析者的立场，我要表示对东方这一珍贵礼物的感谢，特别要感谢铃木博士。他在把东方思想传译为西方思想的努力中，成功地表达了禅宗思想而使其本质精华毫无所失，以至于西方人——如果他愿作这番努力的话—一对禅能了解到顿悟以前所能达到的一切。假如不是“人人都有佛性”这一事实，假如人与存在不是普遍的范畴、假如对真实的直接把握、觉醒与开悟不是普遍的体验，这样一种了解又如何可能呢？（文：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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