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与其人际精神分析（二）

sasha

焦虑与动机

沙利文区分了恐惧与焦虑。如果出现一声巨大的噪音，如果饥饿没有得到照料，如果任何一种紧张增加了，幼儿就会感到害怕。恐惧实际上具有促进整合的作用；幼儿通过哭闹表达恐惧，吸引照料者与幼儿互动，抚慰幼儿并处理问题。相反，焦虑却是没有指向的，也并非来自于幼儿自身紧张的增加。焦虑是幼儿从其他人身上获得的。

情感状态具有感染力。紧张不安的人容易让别人也感到紧张不安；性感的人容易唤起别人的性方面的情感，如此类推。沙利文认为，幼儿对他人的情感状态尤其敏感。他们自己的状态极大地受到周围人情绪色彩的影响。沙利文照料者的情感感染、蔓延到幼儿的这种现象称为“共情联结”(empathic linkage)。

如果照料者是轻松自在的，幼儿的需要基本上得到和缓的回应，他们将在放松满足的状态与由需要浮现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间轻柔地往复交替。但如果照料者是焦虑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沙利文认为，幼儿会感染到照料者的焦虑，因而感到一种没有指向，没有明显原因、形态不明的紧张。与寻求满足的需要不同，这种焦虑所带来的紧张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促进整合的功能，因为可能解救这种焦虑紧张的人正是最开始时引发它的人。

设想一位深受着孩子的照料者正为某些与幼儿完全无关的事情担心。幼儿感染了这种焦虑，于是感到紧张，需要缓解。于是他开始哭泣，正如对待其他寻求满足的需要引起的紧张一样，他做出相同的反应。照料者靠近幼儿，关切地想要抚慰他。但是当照料者前来抚慰的时候，随着她的靠近，她自己所带有的焦虑也同样靠近了幼儿。而且因为幼儿表现出痛苦，她此时很可能更焦虑了。她越是靠近，幼儿就越是焦虑。除非照料者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和幼儿脱离这种焦虑状态，否则幼儿就会感受到滚雪球般越来越强的紧张，没有缓解的可能。

依沙利文看，对幼儿来说，焦虑是一种噩梦般的情境，对早期经验具有深刻影响。焦虑不仅本身是痛苦、令人恐惧和无法逃脱的，而且还对幼儿各种寻求满足的需要具有失整合倾向(disintegrating tendency)的作用。幼儿在焦虑的时候无法接受喂养、拥抱，也无法睡觉。类似地，成 人的焦虑也会干扰思维、沟通、学习、性能力、情感亲密等。在沙利文看来，焦虑是经过复杂进化形成的，是原本和谐的人际和社会交互调节系统之中的破坏性因素。

由于焦虑与其他状态差异如此巨大，沙利文认为，在幼儿经验中最首要的不是区分光明与黑暗或母亲与父亲，而是区分焦虑与非焦虑两种状态。由于是照料者引发了孩子的焦虑，沙利文称这种最早发生的区分为“好母亲”（非焦虑的）状态与“坏母亲”（焦虑的）状态之间的区分。孩子与不同的照料者（不仅是亲生母亲）在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坏母亲”的经验；而与不同的照料者在蝴蝶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照料者能够对孩子寻求满足的需要做出有效的反应）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好母亲”的经验。这些人的不同对幼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唯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焦虑还是不焦虑。类似地，每个人都会有时焦虑有时不是，这也不重要；因为照料者在这两种状态下对孩子的影响差异如此之在，以至于孩子感到他（或她）是两个不同的人。

沙利文假定幼儿最初被动地体验各种心理状态；究竟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占据主导，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常不同的影响，都是他不能控制的。然而，幼儿逐渐掌握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他开始能预测靠近自己的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通过面部表情、体态的紧张程度、声音语调这些可靠的预测信号，幼儿能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人身边：这个人能平和地回应他的需要，还是会把他带进无法缓解的紧张旋涡。

第二个关键步骤是，随着孩子发现“好母亲”或“坏母亲”的出现与自己有关，他发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自己的活动和表现有些会让照料者焦虑，有些则会让照料者平静和赞许。当然，以如此简单的言语来描述这一缓慢的发展进程是很不准确的。沙利文设想这是一个多种联结逐渐建立的过程。

孩子的某些行为（例如，触摸生殖器或哭闹）可能会让照料者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传递给幼儿，于是幼儿开始将触摸生殖器或哭闹与焦虑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孩子的某些行为（例如，安静地休息）可能会让照料者感到放松，并做出赞许的反应；这种赞许也同样传递给幼儿，于是幼儿开始将安静地休息与一种安详、被赞许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沙利文推测，通过这种试，孩子经验中的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价值。那些容易引发赞许（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使孩子感到放松）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赋予了普遍的积极价值（“好我”）。那些容易引发焦虑（并因此使孩子感到焦虑）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赋予了普遍的消极价值（“坏我”）。

至于那些会引发照料者强烈焦虑（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引发孩子强烈焦虑）的活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沙利文认为，强烈的焦虑会给人带来极大困扰，并导致人遗忘焦虑之前刚刚发生的体验。因此，孩子完全感觉不到那些通常引发周围成年人强烈焦虑的活动是自己的表现——它些内容变成了“非我”，变成了被解离的状态，无论在幼年还是成年以后，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会成为被个体承认的自己的一部分。

自我系统

孩子对自身经验的控制增加，这个过程中最后的关键步骤是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塑造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好母亲”更常出现，而“坏母亲”更少出现。此时，一套更主动的过程（自我系统）发展起来，使“好我”成为进入意识的主要内容，而将“非我”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自我系统使孩子避免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升高（因而也使自己的焦虑水平升高）有关的表现和行为，而促使他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降低（因而也使自己焦虑水平降低）有关的表现和行为。

自我系统缓慢而渐强地，同时也是必然地塑造着孩子，让他符合由重要他人的人格特点决定的小环境。孩子的种种潜能经过缓慢而坞的雕琢，成为这个特定母亲的儿子，这个特定父亲的儿子。孩子的人格轮廓是由父母的焦虑深深蚀刻而成的。

沙利文认为自我系统保持着稳定，但痱固定不变：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我系统选择性地将经验导向书籍的熟悉内容。由于幼儿期焦虑的影响是如此可怕，我们都变得害怕焦虑本身，避之唯恐不及。如果生命的第一年存在大量的焦虑，自我系统会形成僵化的控制，将真实的新经验完全排除在外。

尽管如此，沙利文感到，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形成的强大需要（一种新的寻求满足的需要）促成了童年期和成年早期各主要发展阶段的开始，比如，在四五岁时取代与成 人带有排他性质的紧密关联的对同伴关系的需要；在青春期前期对单一密友，即所谓“死党”的需要；以及在青春期对性满足和亲密情感的需要。随着每一种新的需要出现，自我系统的限 制就会放松，于是新的、更健康的整合就有可能发生。新的力量带来更高水平的人际整合，个体从而可能克服旧的焦虑。

沙利文并未建构一套全面的发展理论或关于健康功能的理论。他的理论建构显然针对的是心理病理学发展和自我对生活困境的反应。因此，他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自我将焦虑维持在最低水平的心理加工过程。（他把这些对抗焦虑的方式称为“安全的需要”，以区分于寻求满足的需要。）当焦虑不构成威胁时，自我系统退到幕后；寻求满足的需要出现并发挥促进整合的作用，使个体与他人发生相互满足的互动，当焦虑迫近时，自我系统占据主导：它控制着哪些内容可以引入意识，引发过去曾成功减轻焦虑的互动，选择性地塑造个体对自己和互动中的另外一方的印象。

与弗洛伊德一样，沙利文认为人类经验是从快乐（沙利文的“满足”）与对快乐愿望的防御性调控（沙利文的“安全”）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但是，在传统弗洛伊德理论与沙利文的人际流派之间，对动机、早期发展和精神结构的看法存在几项根本差异：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和攻击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冲突，而沙利文认为，只有引发重要照料者焦虑的特定领域的经验才会带来冲突。在这个家庭中引发冲突的经验在另一个家庭中可能顺利地带来相互满足。生活困境不是源于冲动本身的先天性质，而是源于人类环境中的反应。

弗洛伊德认为冲突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驱力背后的动能特性（一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力比多或攻击性大小），而沙利文则指出，个体的焦虑水平面是早期环境的焦虑水平的直接产物。照料者越焦虑，孩子带有焦虑色彩的经验领域就越多（“坏我”和“非我”就越多）。

尽管沙利文的工作与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流派在用词和理解上存在着显著不同，但在建构心理和心理发展理论的方式上，这两种流派存在着一些有趣的重叠。自我心理学家与沙利文一样，扩展了精神分析关注的领域，从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及其精神内部的关注扩展到对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关注。自我心理学家与沙利文一样，认为早期照料情况的变动和照料者相对的健康或性格病态对孩子的发展非常关键。然而，正如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指出的，自我心理学家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沿袭或结合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他们认为心理是从两个相互交错的组成万分上建立起来的：生来具有的驱力与通过互动而形成的自我。而沙利文则认为，心理完全是社会性的，虽然可能存在与生俱来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所产生的心理价值和意义完全来源于重要他人的反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