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给遇难者家属做心理干预

墨菲

       本报记者 章正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8月23日 04 版）

       8月15日，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第四天，作为心理专家的郭春华受到天津心理卫生学会的邀请，从河北涿州赶到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区消防支队。

      “我被分配到第五组，协助工作组给爆炸牺牲官兵中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王吉良的家属做心理工作。”郭春华说。

       实际上，郭春华来了之后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与想象的有很大差距。

     “来之前我以为只负责家属的心理工作就好了，到了之后发现那些负责照顾家属的消防官兵，他们有的是牺牲官兵的战友。面对战友的意外，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也会尝试为他们减压。”她说。

   面对亲人的离去，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烈士家人深切的悲痛。

       王吉良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有一位大哥和两位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同时也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他从基层干起，成长为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副支队长。

      “他们亲属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在家属瞻仰烈士遗体的时候，王吉良的大哥情绪非常激动，看完之后整个身体抽搐，血压一度升到了180，并且拒绝服药。”郭春华说。面对这样的场景，常规的心理干预很难有效地介入。

       郭春华发现，王吉良的大哥是性格相对内向的人，一直在家庭中默默付出。

       “王吉良为了工作19年没有回家了，家里很多工作都是大哥做的，大哥为了王吉良能上学，放弃了自己上学的机会。”郭春华并没有直接对王吉良的大哥进行心理干预，而是当着大哥的面，一直讲述他是如何为家庭付出的。

       王吉良的大哥听了之后，突然忍不住痛哭了起来。这位来自农村的中年汉子，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表达出自己的痛苦。当然，在郭春华看来，这是他压抑情绪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此时，他已经完全接纳了身边这位心理治疗师，同时还给郭春华诉说着自己与弟弟之间的往事。

       “其实，大哥哭出来的时候，体现出心理状况的一种向好的转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心理上开始与王吉良有一些分离，也开始信任我了。我马上给大哥做了催眠，运用他能接受的方式继续进行。”郭春华解释说，“我告诉他吉良在天堂，与他们的父母在一起，我放弃了科学的方法，运用他内心的资源，给他构建了一个告别的场景。试着让大哥祝福吉良在路上走好，保佑自己的家人，以此给大哥暗示弟弟牺牲的事实。”

       郭春华采用的并不是传统的催眠方式，而是运用放松的方式进行催眠，介于睡与不睡之间。催眠结束后，他醒来会感觉神清气爽。当然，郭春华在催眠结束的时候还会给他进行穴位按摩。

       郭春华的目的就是让王吉良的大哥回到理性的状态，避免过度悲伤影响身体健康，尽管这个过程中他的情绪还有反复，但是总体保证了情绪相对稳定。

      “刚开始的时候，王吉良的家属总是对我的心理干预比较排斥，可是我一直陪伴着他们。比如他的两个姐姐悲伤的时候，我会用手抚摸他们，去真诚地接纳他们，让她们感觉到。这样做了之后，我与家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郭春华说。

       在重大悲伤面前，成年人的心理状态会蜕变到婴儿状态，实际上需要妈妈一般的关爱。此时，郭春华就是整个团队中稳定的力量，她不时地给吉良家属稳定的支持和鼓励。

       王吉良的一个叔伯侄子，刚开始来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但是逐渐被郭春华专业的工作和真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写了一首诗《感动志愿者善行有字》，送给她。

       诗的内容充满真情：素未相识萍水逢/雪中送炭献真情/心存公益施仁爱/立志恩义笃善行。救灾抢险皆勇士/济困扶危尽精英/感激如许无言报/唯愿好人永太平。

       “乡里人非常朴实，王吉良的家人不习惯被照顾，但是他们又特别需要被照顾。他们经常会表现出不好意思，觉得给我们志愿者添麻烦了，特别通情达理，还劝我们不要累着。”郭春华说起来的时候，内心总是有莫名的欣慰与感动，“其实，我来的时候已经做了角色上的转换，我是一个陪伴者，我不是一个心理专家”。

       每次到王吉良家属的房间时，郭春华都会帮他们收拾桌子。在这样悲痛的时刻，她明白，心理服务的一些常规的理论与方法可能用不上了，而是要放低自己的姿态，通过家属能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

     “我相信吉良家属的心理状态能恢复比较好，原因就在于他们亲戚间关系比较和谐，社会支持程度比较好，这样更有利于事后的恢复。”郭春华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然，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她，在陪伴家属的过程中，内心难免受到冲击。

    “我也有郁闷的时候，我也会主动寻求同行的帮助。毕竟，承认自己的软弱，才是坚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