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喵呜 于 2015-1-15 14:00 编辑
还在报社时,我曾做过上海某协会某届主任委员,虽然从没参加过会议,但知道上海为了公共安全,在机场、车站、码头、广场、外滩、南京路及其他人流较大的公共区域,建立了良好的IT安防系统,监察、防护之密集,规格之高,除了北京,不知还有哪些地方能比。
世博会前,上海曾采购、上马大量安防设备。几年来的公共事件也刺激了安防概念。
那些抱怨上海相关部门缺乏IT技术防护公共危机的人,不清楚这方面其实很强,起码比你认为的水平要高些。在整个智能城市体系中,它们一直发挥着作用。
有人质疑外滩空间与基础设施,那就更有点苛刻了。那边空间挺大,视野开阔。死难者集中倒下的台阶处,并不那么陡。这方面不能以太完美的条件归责。
就是说,从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事后诸葛,而是不在痛点。我甚至觉得,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了,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盯的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当然也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当然,学校、社区的安全教育,大多集中在地震、火灾、用电等等日常生活层面。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这里就有一种公共安全认知、意识的落差:维稳的逻辑,跟大众安全意识之间错离。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
关于面向人群的维稳思维,太久远、也太成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就懂得。比如齐国的管仲不但雄才大略,也是驭民、维稳高手。桓公问他怎么管理百姓。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大规模聚在一起,不要让四民杂处,否则其“言哤”,“举事易成”,应不易其处,其心安,不见异思迁,尽得祖辈家传风习,如此可维稳。
沉默的大多数,汇聚起来力量非常强大,权力维持的条件之一。就是大众力量的碎片化。中国人太多了,维稳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时候,暴力多多,就是维稳僵化到死,借此维护一个官僚机器。
管仲的维稳逻辑,跟我们说的公共安全有一定差异。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旦大规模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内部就会互相激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口,从原理上来说,不会有什么根本不同。
人聚在一起,没有空间距离,心理与情绪对抗很直接,中心点的压力当然最大,外围不明就里,就被无意识地刺激着,卷入其中,形成更大的压力。就像飓风的形成原理。那种逐渐旋转的裹挟、情绪传染力量,十分可怕。
多年前,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发疯,周围人的情绪也出现疯狂。也听到过有女子在车上抛钱。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里,人的心理会变异。就算开阔的空间,人多了,情绪也会变异。
很多人应该有类似体验。你总觉得自己日常生活里很理性、很清醒,但在一个群体氛围里,你容易疯狂。我是个伪球迷,曾在现场看过两场球,第一次看就被周围疯狂情绪感染,站起来跟着高喊好球好球,一度还想冲到球场中央。事后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SB。
随机、偶然,单位时间内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行车辆过桥,很容易出现一种共振现象,核心区域稍微一刺激,桥就可能断掉,人群就可能要疯了。
人群里就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那些在死难者身上留下脚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脚下的惨剧吗?他肯定知道。但前几分钟,他也只是无意识的人,等到他留下脚印的时候,已是无法自主,更大的威胁在他身后,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无意识的力量。
而且,人多的地方,捣糨糊的也就多。许多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里起哄,越是异质的群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疯狂的行为,它很快就会引发效仿或对抗。也不能排除有真正的坏人,在现场故意诱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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