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心理治疗（一）

雷曼2013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心理治疗

      原理
      建构主义治疗将对个体的兴趣转变为强调语言的社会过程。
传统的心理治疗往往专注于个体的知觉和理解。建构主义治疗将对个体的兴趣转变为强调语言的社会过程。它探究一个特别的自我描述是否能够完全改变成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可选择的描述是否能够完全公平地处理事实( Gregen,1994b)。心理治疗在进行过程中提出一组新的建构，以为旧的建构提供选择(Fruggeri , 1992) 。患病或存在问题变成了一种文化构建，而非独立的现实。机能失调的家庭、焦虑、抑郁和痛苦是社会的观点。诊断是不必要的，治疗是社会观点的重构。主张变化是必要的，并需要由治疗师引起变化，这种观点被取代了。相反，治疗师是参与的观察者，他与患者共同形成一种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可以产生全新而又更令人满意的现实( Hardy , 1993 )。治疗是产生特定的治疗师-患者之间关系所特有的意义的过程，在这种关系中，治疗师和患者通过对话共同形成意义。

      埃弗拉恩和克拉菲尔德( Efran & Carfield,1992) 认为治疗是一项教育计划，在其中，教师和学生通过协商达到共识，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确立教育目标和方法。治疗师和患者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联合的参与者；思维、情感和想象不是内部心理事件，而是由参与构成的。参与的媒介是语言。他们认为，治疗师必须为他或她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的后果负责，并应该鼓励患者也那样做。在这样的情景中，治疗师帮助患者将症状或问题看成是生活的社会模式的一部分，而不是内在力量或疾病。"生活的战争"不是在思维和情感之间，而是在不同社会语境相互冲突的需要之间(Efran & Fauber,1995) 。

      谁来负责?

      在建构主义治疗中，治疗师失去了他或她的权威地位和知识，并且采用不同的交互作用和描述方法来促进另外可选择的建构。而患者则考虑各种选择及其结果，并考虑它们对于形成新的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治疗师扮演了"谈话的艺术家——对话过程的建筑师"的角色，来作为"参与的观察者和参与的促进者"( Anderson & Goolishian,1992 )。在舍弃了治疗师是变化动因的观点的同时，建构主义也舍弃了患者阻抗变化的学说(Fruggeri,1992) 。一些建构主义治疗师变成了罗杰斯式的(第四章)非指导性的治疗家，在埃弗拉恩和克拉菲尔德(1992) 看来，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极端做法。

      谁了解?

      患者受到鼓励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叙事方式，而不必承认某种方式是真的。叙事不但是帮助患者和治疗师理解意义的一种方法，也是创造意义的一种方法，意义是语境的一部分，而语境没有终极或真理。通过叙事经验，他们将会认识到一种叙事并不比另一种叙事更好或更重要(Grgen.1994b) 。在安德森和吉尔利希安(Anderson & Goolishian.1992) 看来，叙事通过在新的语境中表达生活意义的方式，获得了它的转换力量。治疗师对患者表明，治疗师不会有任何的假设、答案或期望——就是不了解但的确有着巨大的好奇心，想听到更多信息。治疗师不可避免的要去帮助那些渴望改变的患者克服问题，但是他们能改变作为专家的治疗师的社会期望(Fruggeri.1992) 。治疗师不能避免他们的知识和偏见或他们所接受的参照信息，但他们能避免采用不了解的观点去扼杀新意义。正如安德森和古尔利希安(1992)所描述的治疗，在不了解的过程中，治疗师避免提出问题或疑问，并试图鼓励患者使治疗师获得新的理解。不了解的问题会在双方之间重复叙述和展开的故事中得到局部建构的词汇和理解。这为情感、历史和知觉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叙述。安德森和古尔利希安认为，这种方法促进了在一种治疗中被认为是成功的解脱感。

      这种治疗形式的一个例子是，一个41岁的男性确信自己患有传染病，并已经威胁到了其他人。医疗检查后，排除了他患有任何传染病的可能性，但是他仍坚信不已。他求助于精神病医生治疗，但没有获益多少。一位精神病医生最后向古尔利希安提到了他，古尔利希安没有过多询问这个男人的故事，但他对此表现出了兴趣。这似乎让他轻松不少。通过询问"你患这种病多久了?"等此类问题，治疗师鼓励他复述这个故事，从而揭示新的意义。这种"不了解"的方法看起来获得了有用的结果。当这个男人回访他的精神病医生时，医生报告他的生活比以前有了进步，他正在处理职业和婚姻问题，而不是传染病问题。这种"不了解"的方法开辟了治疗过程的新局面。

      某些方法

      建构主义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讨论问题(de Shazer, 1993) ，帮助患者写信和创作其他作品，以重构他们的生活(White & Epstein, 1990) 。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手段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达成协议(O'Hanlon & Wilk, 1987)，关注患者自身的积极特征( Friedman & Fanger, 1991;Durrant & Kowalski, 1993) ，通过使用木偶来叙述他们的状况，研究残疾青少年(Coelho de Amorim &. Gavalcante, 1992) 。

荷塘月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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