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利文看来，人是人际的存在。人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人际情境的，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沙利文借用了生物学的三个原理说明了这一点。
（１）共同生存原理，指生命离不开它所必需的生存环境，有机体的生存有赖于同环境不停地进行能量交换。但沙利文指出，人不同于植物和动物，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环境包括文化环境，而文化是从属于人的抽象，人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的生存离不开人际关系。
（２）组织结构原理，是指生命体的静态构成和变异重组。这是指人的身体构造适合于同环境进行能量交换，共同生存。
（３）机能活动原理，指生命体在环境中的复杂反应。根据以上三个原理，沙利文认为，不应该像弗洛伊德那样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灵，而应该研究个体与必需的生存环境的关系，研究人际关系。须特别指出的是，沙利文所说的人际关系既是个人与真实的他人的关系，也是指个体与幻想的心象的关系，沙利文以为，应该从际关系着手去探究焦虑和精神病的根源。
沙利文认为，人有满足的需要和安全需要。满足的需要包括躯体的需要和与他人进行情绪性接触的需要。有些满足的需要是生来就有的；而大部分满足的需要则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安全的需要主要是指逃避焦虑的需要，安全需要主要是人际的、心理的、而身体的、个人的。这种需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与求得赞许和特权的需要有关。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如婴儿因饥饿而哭叫，引发母亲的柔情，同时激起乳汁的分泌。这时，母婴的需要是互补的，婴儿需要吸吮乳汁，母亲则需要婴儿来吸吮，这样母婴之间成功地实现了能量交换，使婴儿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母婴之间这种需要互补、相互满足的关系谓之“一体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沙利文认为，人所有的满足需要都是通过“一体化”得到满足的。因此，沙利文认为“婴儿的每一种需要，一开始就是一种人际需要”。
同样，人的安全需要也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得到满足。
二、焦虑是人际关系分裂的表现
沙利文认为，人与其必要环境构成“人际场”。这个场通常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平衡的根源有二，一是躯体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张力的存在；二是由焦虑导致张力的存在。
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人际关系分裂的表现；人际关系分裂是焦虑的根源。当个体获取需要满足的方式受到重要的他人的谴责，或者有可能受到重要的他人谴责时，个体就会产生焦虑。重要的他人是指那些通过反映性评价传递文化标准的人，如父母、教师、警察。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是按照与我们结成“一体化”情境的重要人物的反应性评价来界定自
己，以他们传递给我们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那么，重要的他人的否定性评价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呢？
这就必须联系沙利文对发展的看法。他认为，发展就是不断地从动物性的人向社会性的人转化的过程。成长的个体负有这样一个任务，那就是不断地获得社会性，成为为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人。如果受到重要的他人的谴责，个体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还是个“不充分的人”，这时就丧失了人际安全感，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
沙利文认为，在人际情境中，人所感受到的焦虑强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谴责者的重要性，这既指他人实际的重要程度，也指在个体想象中的重要程度。谴责者越重要，则个体的焦虑就越强烈。如，母亲对婴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她才能满足婴儿的需要，故婴儿在感受到母亲的谴责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二是谴责者态度的严厉性
沙利文认为，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焦虑，他只论及轻度焦虑和严重焦虑。他认为，人际情境必然会导致焦虑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产生轻度焦虑。他把人际情境中的人形象地比作是冒着焦虑的密雨前行。轻度焦虑具有社会化功能。在日常人际情境中，焦虑促使个体根据重要的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严重焦虑只有婴儿和心理病态的人才会感受到，它能使个体丧失记忆，忘却那些导致严重焦虑的事件。大多数人都难于适应导致严重焦虑的情境。
三、“焦虑传递说”
在人生之初，焦虑是怎样发生的呢？其机制是什么？沙利文提出的“焦虑传递说”，对此作出了简要说明：“当抚养者表现出焦虑的张力时，就会引起婴儿的焦虑”。
如果抚养者对我们充满爱心和关怀，我们就会感到愉快；反之，如果抚养者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抚养者所表现出的焦虑张力，之所以会引起婴儿的焦虑，就是因为抚养者与婴儿之间存在着“移情联结”。移情就是指在特定情境中，对他人情感的体验。如当孩子做错事时，母亲就会责备他，孩子能从母亲的一系列惩罚性姿态中，理解母亲此时此刻对他的态度，这样，他就丧失了人际安全感，产生焦虑。故，沙利文认为，没有移情能力的人，不会产生焦虑。沙利文认为，焦虑对人际“一体化”具有破坏作用，它妨碍了需要的满足。焦虑使人寝食难安、使人难于同他人交流情感。
四、自我系统和防御动能
与弗洛作德相似，沙利文认为，婴儿在忍受焦虑时，是被动、无能的。究其原因，是其起防御作用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尚未发展、成熟。自我系统既有满足躯体需要的功能、又有防御焦虑的功能。但它主要是一种防御机制，是“用以避免焦虑程度提高的经验组织”。它是由好我、坏我和非我这三部分组成的，而这三者的形成又同个体的焦虑经验密切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在早期，儿童将所有引起他焦虑的人都“拟人化”为“坏母亲”，而将所有使他愉悦的人
都“拟人化”为“好母亲”，并且，逐渐能够区分与“好母亲”、“坏母亲”有关的信号，如微笑、皱眉等表情、体势。这些信号“登记”在儿童的脑海中。这样儿童就能够估计到“坏母亲”是否会出现，并且，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母亲有时是以“好母亲”的形象出现，有时以“坏母亲”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她有时表现出焦虑的张力，有时并不表现出焦虑的张力。同时，儿童还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有些行为会使母亲焦虑，而又有些行为则不会使母亲焦虑。基于这一发现，婴儿就逐渐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过程，用以控制母亲的焦虑，并进一步通过“移情联结”来控制自己的焦虑。使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受到重要的他人赞许的行为和经验，构成“好我”；使需要得到满足，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重要的他人反对的行为和经验，构成“坏我”；既没有使需要得到满足，又受到重要的他人强烈谴责的行为和经验，构成“非我”。
由此可见，沙利文所说的自我系统，也是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社会性的。拿沙利文自己的话来说，自我系统“是我们在重要的他人对我们的反应中得到的所有经验因素的集合，换言之，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人格映象的集合，这种映象是从同我们打交道的人那里得到的”。
后期，沙利文根据社会性的自我来定议焦虑，并指出，随着个体自我（self）的发展，焦虑也必然与自尊有关：“焦虑是自尊遇到危险的信号，是一个人在重要人物心目中地位遇到危险的信号，即使这些重要人物只是来自童年期的理想形象”〔６〕。这样，沙利文开始揭示焦虑的社会性，对焦虑本质的认识比弗洛伊德更接近真理。 我们知道，自我系统是一种防御机制，它是怎样起作用，使人免于焦虑的呢？沙利文认为，自我系统主要采用升华、选择性忽视、分裂和替代这四种自我防御动能来防止焦虑的。
沙利文认为，儿童总是在追求躯体需要的满足和与他人进行情绪性接触需要的满足。但其满足需要的方式有时会受到重要的他人，尤其是母亲的谴责。儿童为了避免焦虑，就会改变满足的方式，转而以重要的他人所赞许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既使需要得到部分满足，又防止了焦虑。沙利文认为，升华是个无意识过程，个体对此并不自知。
沙利文和弗洛伊德都认为，升华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手段，但他们两人的升华概念不尽相同。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认为，在升华过程中，原为社会所不容的动机，被转向社会所赞许的目标或对象；且都认为，升华是地意识过程。相异之处在于，弗氏认为，得到升华的仅是本能冲动，所指单一；而沙利文认为，升华改变了不适当的行为方式，所指广泛。这里可以见出沙利文对弗洛伊德的扬弃。
个体所采用的第二种防御动能是选择性忽视。沙利文认为，焦虑促使个体学会控制其注意，不去注意那些使自己失去安全感的经验和行为。如小孩子遇到陌生人时，就会别过脸去。这一过程就是选择性忽视。沙利文强调，选择性忽视的对象既可以是现实中引起焦虑的事物，也可以是自我系统中的“非我”。选择性忽视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在于，从防御方面来说，它能避免伤害自尊，使人免于焦虑；从非防御的方面来说，它能使人专主于主要任务，心勿旁鹜。如瞄准时，选择性忽视有助于射手准确瞄准目标。其消极作用在于，有些焦虑的情境对我们成长有益，但选择性忽视使人不能从中受益。选择性忽视与升华不同，它是有意识的过程。选择性忽视并不能使人真正摆脱焦虑情境，对自尊的威胁依然存在，个体驼鸟式地加以回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焦虑。 早期，沙利文把分裂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自我防御动能；后期，沙利文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分裂并不是一种常见的防御动能，而且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病人。分裂是指自我系统中的非我完全脱离自我系统，被排斥到意识之外。这使人遗忘先前受到重要的他人强烈谴责的行为和经验，这种遗忘是缺失性的。非我之所以被排斥到自我系统之外，是因为它一旦出现于意识之中，就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焦虑，因此，个体为了避免焦虑，将其排挤到自我系统之外。可见，沙利文所说的分裂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压抑。
沙利文并没有对选择性忽视和分裂作出区分，他认为，这两者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两个阶段。先是对事件的选择性忽视，选择性忽视的发展会导致分裂。
替代是指个体逃避引起焦虑的对象，将注意力从引起其焦虑的对象上转移开去，而用一些受到重要的他人赞许的语言、思想来作为自己注意的对象，替代使自己感到焦虑的对象，作为自己注意对象，以此来避免焦虑。替代不可能使个体真正摆脱焦臣，因为，替代不可能使人完全摆脱焦虑情境。
总之，沙利文认为，焦虑的本质是个体满足需要的方式受一重要的他人的谴责。焦虑的意义在于个体感到自己是个不充分的人。个体通过焦虑经验，发展出自我系统，它会采取一系列防御动能来避免焦虑。
五、对沙利文焦虑理论的评价
沙利文精神分析的焦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弗洛伊德只关注个体心灵内部的因素，认为焦虑仅是利比多及其派生物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归根结蒂是生物性、本能性的。弗洛伊德轻视外部因素、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焦虑的发生、发展的影响。而沙利文人际关系的焦虑理论，试图将精神病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从个体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入手，去理解焦虑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机制，这为精神分析的焦虑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为深入理解焦虑本质提供了途径。
沙利文对焦虑本质的认识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焦虑是人际关系分裂的产物，是由重要的他人对个体满足需要的方式不满引起的，而重要的他人又是以社会文化标准来评价
个体的行为方式的。这样，就揭示了社会文化环境对焦虑发生所起的作用，揭示了社会文化环境对焦虑发生所起的作用，揭示了社会文化所起作用的途径。沙利文后期根据社会经的自我（ｓｅｌｆ）来定义焦虑，深化了对焦虑本质的认识，指出焦虑与自尊受到威胁有关，而自尊又得之于重要的他人的评价，这样，就指出了社会文化对焦虑发生、发展作用的具体心理机制。
沙利文和霍妮对焦虑的认识有相似之处，表现在：（一）他们都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对焦虑发生、发展的影响，并且都认为，文化环境是通过人际关系对个体起作用的。（二）都重视亲子关系、强调其对焦虑发生、发展的重要性。两者也有相异之处。霍妮将个体环境—人际关系最终归结为亲子关系，认为个体是否产生基本焦虑取决于亲子关系的好坏。这样，就将社会文化的作用消解在亲子关系中，弱化了社会文化地基本焦虑产生所起的作用。而沙利文“重要的他人”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涵盖力，它是指包括了父母、教师、警察在内的所有对个体生活起重要作用的人，这样就保持了人际关系的丰富性，将强调社会文化环境作用的理论初衷贯彻到底。
沙利文强调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故沙利文对焦虑以及精神病的治疗持乐观态度。
沙利文的片面性在于，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仍具有生物学色彩。在他看来，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一体化”，而所谓“一体化”则是个体之间互利、互惠、相互满足需要，尤其是躯体的需要。因此说，沙利文所指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生物性的能量交换基础上的，仍具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引起个体焦虑的他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能和个体结成相互满足需要的“一体化”关系。因此，沙利文虽然自觉地纠正弗洛伊德的偏向，重视人际关系对焦虑发生所起的作用，但由于其理论脱胎于弗洛伊德，保留了一些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因而，他就不可能真正摆脱生物学倾向，从根本上认识焦虑的社会性。